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水利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设施的功能和效益，保障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下列国有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一）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设施；
（二）灌溉工程设施；
（三）地方水电工程设施；
（四）防洪、排涝工程设施；
（五）水利供水工程设施；
（六）水土保持工程设施；
（七）水文、防汛、水库渔业和水利旅游工程设施；
（八）与水利工程相配套的有关附属设施、设备。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高度重视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工作，督促水利工程设施管理部门管好用好水利工程设施，充分发挥其效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利工程设施的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设施进行行业管理，并对水利工程设施管理作好服务工作。
第四条 水利工程设施实行谁投资、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水利资产的监督管理，明晰产权，防止国有水利资产的流失。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义务，有权对危害水利工程设施安全和侵占、污染工程水域的行为予以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水利工程设施管理
第七条 国家所有的水利工程设施，应根据工程规模、受益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进行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也可根据情况，在实行统一调度的前提下，将小型水利工程设施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骨干水利工程必须设立管理机构。水利灌溉工程应采取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成立灌区管理委员会。村以上跨区域的水利灌溉工程设施，应由上一级地方政府组织成立灌区管理委员会。
第八条 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技术规范要求，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维修和养护、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正常运行。
第九条 兼有防洪、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工程，应当制定合理的水量调配方案、度讯方案及工程讯期调度运用计划，并按管理权限，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改变工程运行方案和计划，不得擅自开闸放水或关闸蓄水，不
得干预或阻挠工程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动员群众开展水利冬修、春修活动，指导和督促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建立健全工程运行和用水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设施效益。
第十一条 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预算管理方式，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工程情况确定。
防洪、排涝等公益型水利工程，各级人民政府必须确保工程运行管理费、折旧费、大修理费等经费来源，并按专款专用的原则使用。
第十二条 确因建设需要占用农灌水源、水利工程设施的，占用者必须按工程管理权限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兴建与其效益相当的替代工程；不能兴建替代工程的，应按兴建工程现行价格的总投资额交纳开发补偿费。
因占用水利工程设施或灌溉源、供水源以及水利工程设施保护、管理范围内其他自然资源，给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占用者应当负责赔偿。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设施的经营管理应推行责任制，由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经营管理承包合同。有条件的，应当实行股份合作制。
第十四条 出让水利工程设施经营管理权或将水利工程设施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管理的，必须签订协议并按工程管理权限报经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出让经营管理权或委托其它单位或个人管理的，必须按前款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水利工程设施利用
第十五条 挖掘水利工程设施潜力，合理调配水量，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优先满足人民生活用水。
第十六条 水利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年度供水计划，并与用水单位签订供用水合同，按合同供水。
地方电力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年度供电计划，并与用电单位签订供用电合同，按合同供电。
第十七条 水利工程设施供应的水、电，必须有偿使用，按规定交纳水费、电费。水费和电费的收缴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财政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八条 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保障供水、供电，提高服务质量，文明执法。非紧急情况下停水、停电的，应提前通知用户。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和工程设施，在不造成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污染的情况下，经批准可因地制宜的发展多种经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第四章 水利工程设施保护
第二十条 水利工程设施，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划定管理范围，依法办理国有资产和土地等确权发证手续，并根据需要和自然状况划定保护范围进行保护。
第二十一条 水利工程设施保护和管理范围内的违章建筑或其它障碍必须清除，原已划定保护管理范围被侵占的必须限期退还。因违章建筑或障碍造成损失的，设障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爆破、打井、采石、采砂、取土、挖矿、葬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管道上决口、阻水、挖洞等危害工程设施安全的活动；
（二）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
（三）在水库水域内炸鱼、毒鱼、电鱼和排放有毒污染物；
（四）开荒、铲草皮、放牧、滥伐林木等破坏自然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五）在工程设施管理单位的专用报讯通讯线路上搭接电线。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须经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并按规定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在水利工程库区或引水、提水工程范围内取水、截水的；
（二）在工程水域内设置或增大排污口，排放污水的；
（三）在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和经营活动的。
第二十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对管辖范围内的水库工程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水库作出安全技术鉴定，对存在问题应及时研究，提出处理措施，并按管理权限报批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擅自改变水利工程运行方案和计划，擅自开闸放水和关闸蓄水，干预或阻挠工程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对逾期未交付水费的，应加收滞纳金，经催交无效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给水直至停止供水；对逾期未交付电费的，可按合同约定加收违约金，经催交仍未交付的，可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限期清除障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可以并处损失额一至三倍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15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利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对集体、个体和其它经济组织兴建的水利工程设施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7年元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1月29日
周江洪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关键词: 侵权赔偿；社会保险；重复填补
内容提要: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既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所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险法》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立法并未完全解决该难题。学说多围绕比较法上的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或选择模式展开讨论，见解不一；审判实践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各有不同。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应依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判断。


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开始实施，如何协调民事基本法律与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之间的关系，促成《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保持社会主义法律系的体系性和谐，已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是连结两者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争论不休，呈现出各种解决模式。美国多利用“间接来源规则”(Collateral Source Rule)解决并行给付问题；[1]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则多利用损益相抵、代位求偿、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更为激进的方案则试图在人身损害领域用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替代侵权赔偿制度。[2]


《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也有过一些探讨，但因争议较大，[3]最终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对此作了部分规定，但离完全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距离。




一、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现状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中的给付项目。此外，《民法通则》、《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也对侵权赔偿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被侵权人遭受人身侵害时得以请求的给付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治疗、康复费用；(2)被侵权人的工资收入等；(3)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残时的相关费用；(4)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死时的相关费用。在这些赔付项目中，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存在一定的交叉，侵权人能否主张损益相抵、被侵权人能否被重复填补以及社会保险机构是否享有追偿权等，构成了并行给付中的重要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前，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有所涉及。其中，《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对用人单位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关系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 20号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但理解上存在争议；[4]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也试图明确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规定只涉及工伤保险，且多有争议，仍难以完全厘清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


对是否规定工伤保险等问题，《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颇具争议。其中，有部门认为工伤保险等问题主要属于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宜在侵权法中规定，而应当由当时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险法》来规定。[5]因此，《侵权责任法》最终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第18条第2款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支出的请求权人。随后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吸收了有关意见，在第30条和第42条就医疗费用作了规定。[6]但是，对于医疗费用以外的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因分歧较大，《社会保险法》未作规定。[7]该问题仍然是侵权法和社会保险法领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二、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的学说及实践


(一)学说状况


关于同一损害，有多种赔偿或补偿制度时，由于各种赔偿或补偿系因不同时期，应对不同的需要而创设，其相互间的关系，疑义甚多。[8]在中国，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说论争的焦点，围绕替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及兼得模式等，[9]众说纷纭。


有学者主张补充模式，认为应当坚持工伤保险优先原则，保险理赔之后的不足部分，被侵权人可以依一般侵权责任要求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赔偿。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符合工伤保险制度替代雇主侵权责任的目的，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可靠和完全补偿，且有利于发挥赔偿法律机制的制裁和预防功能。[10]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前者采“法定优先”，原则上应当首先寻求工伤基准法的救济，但在用人单位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侵权人也可以请求民事侵权救济。对于后者，也首先由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者进行损害填补，第三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则应准许工伤者寻求民事赔偿作为补充工伤基准的不足。[11]支持补充模式的学者认为这一做法既可避免双重利益，又可避免“选择”制给受害人带来的尴尬，使劳动者的损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补偿，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宗旨亦相吻合。[12]


有学者主张替代模式，以工伤保险替代侵权责任，认为替代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替代关系简便易行且较为公平；替代关系也有利于减少诉讼，避免劳资争议，维护社会稳定。[13]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两种责任的设立目的、功能并不相同，而且利弊互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同时实现两者的制度功能，因此不能采取替代模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