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的通知

【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发文文号】国渔调[2006]13号
【签发时间】2006年2月24日
【印发时间】2006年3月1日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主管厅（局），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为维护海上正常的渔业作业秩序，防止和减少海上渔事纠纷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发生，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05年10月25日，我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海上渔事纠纷和治安案件处理工作的通知》（农渔发[2005]33号），要求加强海上渔事纠纷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处理工作，明确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边防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并要求两个部门加强合作，建立协作机制。根据两部通知要求，现就渔业行业加强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海上渔事纠纷调处机制

加强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内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从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海上渔事纠纷调处机制。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明确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制定渔事纠纷接报、处置和调解等工作程序，并向社会公告。做到领导落实、职能落实、制度落实、措施落实。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负责海上渔事纠纷调处的机构（以下简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海上渔事纠纷的报告后，应立即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妥善处置，不得互相推诿，贻误时机。切实做到海上渔事纠纷“渔民报案有渠道，主管部门有人管”。

二、明确职责，加强合作，积极化解渔民矛盾和渔区社会矛盾

（一）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海上渔事纠纷的报告，必须无条件受理，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处置。避免事态恶化是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当事船舶船籍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上渔事纠纷发生地就近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都负有制止事态恶化的责任。接到海上渔事纠纷报告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纠纷双方船籍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如一方为养殖业主，则为其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同）通报；当事船舶船籍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或通报后要迅速采取措施，通过行政渠道或渔民社团组织做好当事人的工作，指导渔民协商解决纠纷；必要且条件许可时，就近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派出渔政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控制海上局面，制止事态恶化。当海上局面超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控制能力时，应及时要求同级公安边防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公正地调处海上渔事纠纷。在海上渔事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的前提下，由当事船舶船籍港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主调解处理，纠纷发生地就近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配合。当事船舶不属同一船籍港的，由当事船舶船籍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调处机构负责调解，各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予以积极配合。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当事双方的报告情况，对双方签署的《渔业船舶海上渔事纠纷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见附件）进行审核与鉴定，判明责任，积极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建议当事人提请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渔业争议解决中心以仲裁等方式妥善处理。

海上渔事纠纷涉及违反渔业海上交通安全和港航监督管理规定的，按有关法规和规章进行处理。纠纷的任何一方如因不理智行为导致纠纷升级、逃避签署或采取胁迫手段强迫对方签署《确认书》的，在纠纷调处中应负相应责任。

行政调解和仲裁应遵循当事双方自愿的原则，任何当事一方不同意行政调解或仲裁，或在规定时间内不履行行政调解结果的，可由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三、强化培训，增强渔民协商解决海上渔事纠纷的意识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强化对渔民的培训教育，增强渔民的法制意识、安全生产意识和协商解决海上渔事纠纷的意识，正确对待海上突发的渔事纠纷，避免因不理智行为导致渔事纠纷升级为治安案件。要把社会治安管理相关规定、海上渔事纠纷发生后当事双方应该正确采取的措施以及调解处理的相关程序等作为渔民职业安全技能培训的内容，让更多的渔业船舶所有人和船长知晓。培训教育要突出以下内容：

（一）发生海上渔事纠纷时，要及时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二）发生网具纠缠、船舶碰撞事故时，当事双方应协商采取措施及时予以解除或对损失情况进行认定。除危及船舶或船员安全外，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损坏对方网具或船舶，不得采取强行拆、拿对方设备、物品以及扣人、扣船等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措施。

（三）当事双方在现场不能对纠纷责任、赔偿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应互换由双方船长签字的《确认书》后自行离开，并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抵岸后及时将《确认书》递交船籍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四）因在养殖水域航行、捕捞或因跨界交叉水域捕鱼权争议引发的海上渔事纠纷，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行驱赶对方船舶或破坏对方网具及养殖设施。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应通过协商解决。

（五）因海上渔事纠纷引发危及船舶航行和船员生命安全的，要及时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

四、充分发挥渔民社团组织和互助保险机构在渔事纠纷调处中的积极作用

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涉及渔区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渔业管理部门、渔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加强自身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和其它社会组织的支持。特别要深入渔区，加强与渔民、渔民社团组织的联系与沟通，了解渔民的想法和愿望，争取渔民社团组织对海上渔事纠纷调处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充分发挥渔民社团组织的作用。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向渔业船舶免费发放《确认书》，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海上渔事纠纷发生后签订《确认书》对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协商解决渔事纠纷的重要意义；利用各种传统节日、休渔等时机，广搭沟通之桥，积极引导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开展联谊活动，“以聚交友”，拓宽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船长沟通的渠道，逐步建立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船长间的互信机制，使更多的海上渔事纠纷在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船长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得到协商解决。对在渔事纠纷协商解决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渔民，要予以表彰。

渔业行业保险机构要逐步完善渔船船东互助保险制度，加强调查研究，从维护渔民利益出发，积极研究增设网具损失等相关险种的可能性，尽可能消除当事双方在纠纷发生后担心损失得不到赔偿的顾虑，充分发挥渔船船东互助保险制度对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的积极作用。


附件：《渔业船舶海上渔事纠纷确认书》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也谈依法治国

王利明

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关依法治国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本文对此将不作系统探讨，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首先须有法可依。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将是杂乱无章、相互冲突的，同时也会留下许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王家福教授等曾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列举了应完善的法律包括九个方面，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会保障法。（注：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极为全面和精辟的。对此，
我个人深表赞同。但我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在众多的经济立法中，应当突出哪个方面？是应强调民商立法及其原则和精神，还是应强调以政府部门的规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行政立法以及其采纳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这其实是关系到我国立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民商法作为调整各类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有偿以及自由竞争为内容，并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和组合，则必然要加强民商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和健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公司法、合伙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

民商法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上，还表现在它对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上。我国的社会实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民商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商法的完备和充分实施。只要我们不再是把法治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商法在社会生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健全法制，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健全民商法。

应当看到，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两者的协调一致和有效的综合调整，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然而，民商法的许多规则及原则，有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某些规章所确立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

第一，民商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它确认了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人格权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民事权利，并对这些权利实行平等的保护。因此，民商法被称为“权利法”或“保护权利的法律”。而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许多规章，注重的是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以及对被管理者从事某类民事活动的限制。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主体施加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限制过多或不合理，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且对公民或法人基于民商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不适当的限制。

第二，民商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市场是由无数的交易行为构成的，而交易的法律形式便是合同。鼓励当事人缔结合法的契约并保障其实现，必然会促进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因此，市场经济必须以合同自由为其基本原则，必须确保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思从事各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民商法律的颁行，已使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当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和干预。（注：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
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现的。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碍。

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所有人有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

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前引书，第22页。）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
rationality）。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的。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 of Law
）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 by law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1995年，第44页。）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依法与否的问题。（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注：见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然而，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减少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要实行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树立如下观念：

第一，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于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为“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诚如美国学者富勒所指出的：“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公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是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注：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第二，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每一个机关都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是保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当然，行政机关也应当主动行使职权，放弃或不行使职权，也未履行其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第三，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梁慧星教授指出，与专制主义、自然经济的集权型行政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法优位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应绝对优于一切个人利益，国家权力可不受任何限制，国家行为具有天然合理性；一切社会领域、一切社会关系均应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注：梁慧星：“须转变公法优位主义观念”，载1993年1月31日《法制日报》。
）而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则要求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按照法治的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出发点，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法人的权利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注：参见郑成良等：“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载刘海年主编，前引书，第127页。
）当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于政府的侵害以后，应有权获得政府的赔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法治秩序。

应当看到，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注：张民锋、傅斯来：《当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如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