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厦门市居住小区管理，保障居住小区物业的合理使用，创造优美、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根据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结合厦门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居住小区（以下简称小区）系指以住宅为主，达到一定规模，基础设施配套比较齐全的生活居住区或住宅组团。
小区的范围由厦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会同有关部门划定。
第三条 小区的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本规定所称的小区物业管理，系指对小区内各种用途的房屋、构筑物及其设备、公用设施、公共场地的养护维护和管理以及对小区内环境卫生、公共秩序、安全保卫的管理。
本规定所称的业主，系指小区内住宅和非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
第四条 小区内业主及非业主使用人通过管理大会选举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代表全体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的权益，依据本规定、管理公约和管委会章程行使职权。
第五条 物业管理公司根据管委会的委托，按照本规定对小区物业统一实施管理，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应配合物业管理公司开展工作，并有权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

物业管理公司必须在接受委托管理的小区内设小区管理处。
第六条 市建委是厦门市小区物业管理的主管部门。
管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应接受市城管办、各级城建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二章 小区物业管理范围和职责的划分
第七条 小区物业管理范围包括以下事项：
（一）对房屋的使用、装修、维修、养护的管理和监督；
（二）对开发建设单位投资的公用设施的养护和管理；
（三）对公共场所的管理；
（四）对园林绿地的管理；
（五）对车辆停放的管理；
（六）对安全保卫的管理；
（七）对环境卫生的管理；
（八）其它事项的管理。
第八条 小区内的公用设施分政府投资的公用设施和开发建设单位投资的公用设施。政府投资的道路、路灯、给排水、煤气、供电、邮电通讯设施、公厕、化粪池、垃圾站、园林设施、绿地等公用设施的管理、维修、养护等工作由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或专业部门负责；开发建设单位投资
的公用设施的管理、维修、养护工作由管委会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但开发建设单位投资的宽度在3．5米以上的道路的维修、养护工作由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或专业部门负责。
由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或专业部门负责的，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或专业部门可根据需要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承担。

第三章 管理大会及小区管理委员会
第九条 管理大会由小区的业主以及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房的非业主使用人组成。
如小区范围较大，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小区的业主代表以及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的非业主使用人代表组成管理大会。
管理大会必须要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出席才能召开。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可以用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管理大会。
第十条 小区交付使用并且入住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时，应由市建委和开发建设单位牵头，组织召开第一次管理大会，选举产生管委会。
经持有过半数以上投票权的已入住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决定，可推迟召开第一次管理大会，但须在决定中提出推迟召开管理大会的具体日期和理由，并且推迟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一条 管理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管委会召集。管委会应于十天以前将召开管理大会的地址、日期和内容送达每一位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
经持有百分之十五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提议，管委会须在接到提议后半个月内立即就其提议内容召开管理大会。
第十二条 管理大会以投票或其他方式表决。
表决权按下列规定计算：
（一）住宅房屋一套房屋为一票，其中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房业主及其非业主使用人各为半票；
（二）非住宅房屋在一百平方米以上者，每一百平方米为一票，一百平方米以下的为一票。
管理大会的决定，以出席会议的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所投票数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三条 管理大会的职权：
（一）选举、罢免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二）决定小区内有关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利益的重大事项；
（三）听取和审议管委会的工作报告，监督管委会工作；
（四）制订和修改管理公约；
（五）批准和修改管委会章程；
（六）审议小区房屋公共维修基金、公共社区专用基金等专用基金的使用情况；
（七）改变或撤销管委会不适当决定；
（八）其他应当由管理大会行使的职权。
第十四条 管委会委员由管理大会在业主和非主业使用人中选出。管委员委员为七至十五人，但必须是单数。管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从管理委员会委员中选出。
小区内直管公房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三十时，管委会委员中必须至少有二名房管部门的人员。
管委会可从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中聘请二名或四名管委会委员。
管委会聘请执行秘书一到二名，负责处理管委会日常事务。
第十五条 管委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可兼职，也可专职，其中专职人员的报酬，由管理大会决定。
管委会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由管委会主任召集，五名以上管委会委员也可联名要求召集。会议通知应提前十天送达每位委员。召集人可根据需要邀请物业管理公司、城建部门、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六条 管委会对管理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管委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管理大会，并汇报年度的工作；
（二）拟定管委会章程；
（三）决定以何种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并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小区物业的委托合同；
（四）审议物业管理公司制订的对小区的管理计划；
（五）审议物业管理公司提出的大中修理和更新改造公用设施的报告；
（六）审议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七）监督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的管理、服务工作；
（八）督促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执行小区管理规定，履行管理公约，及时交纳管理服务费用和房屋公共维修基金；
（九）协调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纠纷。
第十七条 管委会章程、管理大会决议、管委会决议都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本规定相抵触；如有抵触，市建委有权予以纠正或予撤销。

第四章 管理公约
第十八条 管理公约由第一次管理大会制订。
本规定所称管理公约，是指由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承诺的，对全体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的，有关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在小区使用、维护物业及其管理等方面权利义务的行为守则。
第十九条 已生效的管理公约对小区所有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条 管理公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区名称、地点、范围、面积及住家户数；
（二）公共场所及公共公用设施状况；
（三）管理大会的召集程序和方式及决定小区重大事项的方式；
（四）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使用其住宅和小区内公共场所和公用设施的权益；
（五）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参与小区物业管理的权利；
（六）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对管委会及物业管理公司的监督权；
（七）小区物业各项维修、养护和管理费用的缴交；
（八）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在小区内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九）违反管理公约的责任；
（十）其他有关事项。
管理公约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政策有关规定，并于制定通过后一个月内报市建委备案。

第五章 物业管理公司及其职责
第二十一条 物业管理公司根据小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对小区实施物业管理。物业委托管理合同的内容包括：
（一）管理项目；
（二）管理权限；
（三）管理要求；
（四）管理服务费用；
（五）管理期限；
（六）解除、终止委托管理合同的条件；
（七）风险责任及违约责任；
（八）管委会对物业管理公司的监督检查；
（九）其他双方约定的内容。
委托管理合同应当于签订后一个月内报市建委备案。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
（一）根据本规定及管理项目制订具体的实施管理办法；
（二）依照委托管理合同和有关价格管理规定收取管理服务费用；
（三）制止违反小区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选聘专营公司承担专项业务。
第二十三条 物业管理公司有权实行多种经营，享受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 物业管理公司的义务：
（一）根据有关城市管理标准和委托管理合同对小区实施管理；
（二）接受管委会和业主以及非业主使用人的监督；
（三）及时接受和处理业主、非业主使用人关于小区管理的投诉；
（四）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小区内违章违法行为的处理。
第二十五条 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管理未能达到有关城市管理标准和委托管理合同规定的要求，管委会或委托方可以解除合同。
因管理、维修、养护不善或因没有及时修理而造成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损失的，物业管理公司应当赔偿损失。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无故不交各项应交费用的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公司可要求其限期缴交，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所欠缴费用3‰的滞纳金。逾期不交欠缴费用和滞纳金的，提交管委会处理。

第六章 小区的使用及维护
第二十七条 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对房屋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改变房屋的结构、用途和外貌；
（二）不得对房屋的内外墙、梁、柱、板、阳台、平台、屋盖、通道擅自凿、拆、搭、占；
（三）不得堆放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等有损房屋安全和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物品；
（四）不得利用房屋从事危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其它非法的活动。
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须经物业管理公司同意，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方能进行。
第二十八条 房屋的维修责任，按下列规定划分：
（一）室内部分，由业主负责维修；
（二）整体外墙面、楼梯间、通道、屋面、上下水管道、公用水箱、加压水泵、机电设备、公用天线、消防设施、屋盖、电梯等房屋本体公用设施，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组织定期养护和维修。维修费用按异产毗连房屋维修责任划分与费用分摊规定，从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缴纳的房屋公
共维修基金中支出。
房屋公共维修基金应由小区管理处按栋号或梯号建立维修基金档案，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房屋或楼宇不存在产权交叉，只有一个业主时，也可以由业主对房屋自行维修、养护，但必须接受小区的统一管理。
第三十条 小区内由开发建设单位投资的给排水、宽度3．5米以下的道路、路灯、停车场、公共娱乐场所、配电房、公共绿地、园林设施、公厕、化粪池、垃圾站等小区公用设施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管理维修养护。管理维修养护费用从管理服务费用中支出。
小区公用设施的大中修理和更新改造的费用从公共社区专用基金中支出。
第三十一条 在小区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小区内土地用途；
（二）擅自侵占或损坏绿地、花草树木、园林小品，践踏花园草地；
（三）随地丢撒果皮、废纸和杂物，随地倾倒垃圾；
（四）饲养鸡、鸭、鹅、猪、狗等禽畜；
（五）擅自接引水、电、煤气、排水等各种管线，或开挖道路等；
（六）搭建各类违章建筑；
（七）损坏水、电设备等公用设施；
（八）随意停放车辆和鸣喇叭；
（九）焚烧沥青、油毡、皮革、橡胶、垃圾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十）超标排放噪音、烟尘、废气、粉尘、污水等；
（十一）未经允许擅自张贴标语、广告和各类启事，悬挂广告牌或物品；擅自在公共设施上写、刻、画；
（十二）从事管理公约所禁止的行为；
（十三）法律、法规及市政府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有关专业管理部门在小区内开挖、埋设或维修供水、供电、排水、排污、煤气、邮电通讯等管道管线，须事先与物业管理公司联系，对开挖后的路面、绿地等恢复原状的事项签订协议后方可施工。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物业管理公司有权制止，并要求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强制恢复；造成损失的有权要求责任人赔偿。

第七章 小区的移交
第三十三条 小区在管委会成立之前，由开发建设单位自行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进行前期管理。管理费用除按有关规定向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收取管理服务费用外，其余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管委会成立二年后，管委会可重新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原物业管理公司有优先受聘的权利。
第三十四条 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工程质量不合格或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小区交付使用。
保修期内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与施工单位联系维修，也可以由开发建设单位委托物业管理公司与施工单位联系维修。
第三十五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移交小区时，应当向管委会移交下列小区工程建设资料：
（一）居住区规划图、竣工总平面图；
（二）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
（三）地下管网竣工图；
（四）其它必要资料。
第三十六条 公共社区专用基金来源另行规定执行。
公共社区专用基金的使用受市建委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小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提供小区物业管理用房，其产权属管委会。管理用房不得出租、转让、出借、抵押、挪作他用。
第三十八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小区时，按市政府规定提供部分商业用房，该商业用房的产权属管委会。
该商业用房和小区内其他有经济收入的公用配套设施、设备和场地，均由物业管理公司按委托管理合同经营，其收入用于补充小区的管理服务费。
第三十九条 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市建委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在规定的期间内仍不履行的，市建委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居住小区的公共社区专用基金、房屋公共维修基金和管理服务费的收支情况，由管委会会同物业管理公司半年公布一次，接受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的查询和监督，并报市建委备案。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写字楼、商住楼等物业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建成的管理较好的小区，执行本规定有困难的，经市建委等有关部门同意，可暂缓执行本规定有关管理模式的规定，但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之前执行本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6月2日
戒严法概念研究

朱雁新
（西安政治学院 法学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戒严法是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由于它关系到宪政体制的调整，则更是宪政制度的必要内容。为了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掌握先机，更为了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备，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在戒严立法方面的成果，辨明戒严法的基本概念，厘清其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关系，开展对戒严立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制定我国的戒严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戒严法 概念

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孕育了丰硕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但是与其他任何客观事物一样，它也时刻面临着源于自然和人群的种种危险，洪水、地震、火灾、罢工、反抗、骚动、叛乱、入侵、战争…… 尽管处于危险状况之下，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但宪法和法律却不能因此而废置不用，作为现代国家赖以运行之基础的宪政必须得到严格地维护。为了确保在危急状况下更大程度地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使社会秩序所受的损害降到最低，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处置紧急情况的法律，戒严法就是其一。

一、对两大法系戒严法概念的分析

一般来说，戒严是国家在战争等危急状况下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戒严法是规范这种危急状况的应急法律。但是对于戒严法的概念，两大法系却有不同的认识。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戒严制度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属成文法典，而后者为习惯法。由于英美国家的戒严法（Martial Law）是习惯成规，所以其含义不定。霍资华斯 （W. S. Holdsworth）在其《戒严法历史之研究》（Martial Law Historically Considered）中探讨了戒严法的原始意义：“戒严法就是军中元帅（Marshall）与监军保安官（Constable）所组法庭适用之法规”。美国学者阮钦 （Robert S. Rankin）从字面上分析了戒严法的本义：“Martial”一词的来源有二：第一，它是“Marshall”的音误，而“Martial Law”即“Marshall Law”，意思是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规；第二，“Martial”即拉丁文中的“Martialis”，而“Martialis”为“附属于战争”（“Pertaining to War”）之意，故“Martial Law”就是“战争法”（Law of War）。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Martial Law”一词被翻译为“军事管制法”，它的含义是“指根据皇家特权令适用于暂时由英王军队占领的外国领土的法律。除被占领土的普通法院经同意继续存在和执行法律外，执法权由军事法庭或军事裁判庭根据占领军的军事当局所确立的规则行使” ，“当一国处在战争状态，或存在叛乱，入侵及其他严重的社会动乱时，军事管制法可以作为例外在本国内部实施，以取代平时的政府和执法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由军事法庭和军事裁判庭行使。”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戒严法“存在于战时或者其他危急情况时，它极具强制力，完全决定于驻在敌方交战区或本国叛乱区之军队司令官的意志，并且戒严法的实施将导致普通法律、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暂时失效”。 英国宪法学者Dalzell Chalmers与Cyril Asquith详细归纳了“Martial Law”的六种意义：（一）指早期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律；（二）指于平时或战时，在国内或国外，管理军队的军法；（三）指停止普通法律（Ordinary Law）而使行政机关享有广泛军事裁量权的法律；（四）指于内乱或外患之际，运用任何必要力量，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习惯法（Common Law）；（五）指战时军队司令官在占领敌区内，所施行的法律；（六）指在敌境外的占领区内，军事指挥官所施行的法律。第一、二两种意义，属于军法（Military Law）的范围；第五、第六两点，是军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的范畴；第四种含义是英国学者传统的意见；第三种意义的戒严法是大陆法系的“戒严法”。
英美法系戒严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产生基于军事需要（Military Necessity），没有成文法典。所以学者沃伦（Charles Warren）说：“戒严法基于严格的军事需要而产生，在本质上不是法律，其宣布并非依据宪法上之明文授权”，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规定，所以戒严法就是军事司令官的意志，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戒严法是实际战争中，基于军事必要而产生的法则，由军事司令官来实施，实际上就是司令官之意志，虽然专断，亦需服从”。英国的惠露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更加直接：“戒严法不过为军事司令官之意志而已，根本不是法律”。阮钦也说：“戒严法是必要之法则，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除了戒严机关之意志外，一无所有”。
大陆法系的戒严法是一部单一的成文法典，它的内容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消极的停止平常法规的效力，积极的赋予军事机关掌管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权限。所以戒严法是规定于外患或内乱之际，暂停常法，而将部分司法及行政权力委诸军事机关处理的法律。例如日本明治《戒严令》，其第一条即规定：“戒严令乃战时或事变之际，以兵力警戒全国或某一地方之法律”。
虽然英美戒严法与欧陆戒严法在形式上有些不同，但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依照伯克西姆（William E. Birkhimer）对英美戒严法所下的定义：戒严法是当国家的民政官署，受军事机关节制时，所建立之规则，或用以抵抗外侮，或在普通法律失败时，用以保障政府适当之目的。可见英美与欧陆的戒严法在宣布的时机、效果、目的等方面十分相似，他们都具备下面五个要件：
1、 在时间上，限于战争或非常事变之时；
2、 在空间上，行于国土之全部或一部；
3、 其手段，是实行兵力戒备；
4、 其效果，可变更机关权限及限制人民自由；
5、 其目的，在确保国境治安，维护法律秩序。

二、戒严法与相关法律的内涵关系

（一）戒严法与宪法
在专制制度之下，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恣意行使其绝对无限制的统治权，戒严也是专制统治者应对紧急事态的一种政治措施，自然无须由立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戒严法是立宪政治的产物，在立宪政治之下，国家的统治权力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障。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国家采取了戒严措施，意图适当改变权力和权利的分配模式，也应当恪守宪法和戒严法。所以当代国家，多将戒严事项明示或暗示地规定在宪法中。法国（1815年和1848年宪法）、波兰（1921年宪法）、日本（明治钦定宪法）、巴西（1946年宪法）、巴拿马（1946年宪法）、泰国（1949年宪法）、韩国（1948年宪法）及我国等，都是明示的规定。也有些国家是暗示的隐含，或者是将戒严规定在紧急命令权之内，比如德国（《魏玛宪法》）、法国（1958年宪法）、俄罗斯；或者是视戒严为战争权的必要属性，如美国。戒严意味着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和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戒严法可以称作是国家紧急时期的“小宪法”，它几乎波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但各国宪法中的戒严条款仅是原则规定，所以许多国家在宪法戒严条款的授权之下，进一步制定了戒严法。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戒严法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扩大和公民权利的缩小，是一部重新确定主体利益界限的法律。而宪法的核心内容正是权力和权利，它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其他任何普通法律都不能逾越宪法对此划定的界限，否则即为违宪，并导致自身的无效。那么，制定戒严法是否与宪法原则相矛盾呢？应当如何厘清二者的关系呢？
首先，戒严法和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宪法是立国之根基，其意在“保证国内安宁，筹备公共防务，增进全民福利”（美国宪法序言）。在平时，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侵扰，故而能够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谨慎使用政府权力，竭力保障公民权利。如果发生战乱，社会动荡，忧患交加，国家危如累卵，此时国家与公民成为“命运共同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在战时，国家至上，国权第一，必须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允许政府采取必要的戒严措施，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或者牺牲公民的某些权利，才能应付紧急战乱，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进而才谈得上保障民权。“平时神圣的权利，在战时不惟应该，而且必须让路给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利”。 国权与民权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平时以保障民权来巩固国权，战时则以巩固国权来保障民权。表面上戒严法限制了民权，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保障和发展民权，这与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
其次，戒严法是宪法的下位法，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废弃、改变或者停止宪法。宪法是所有法律规范的母法，任何法律都不能对宪法作出稍许改动，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对于戒严法，它对民权的限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尽管宪法允许它对平时的宪政秩序加以调整，但也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和程序之内，比如许多国家的宪法严格规定了戒严的宣告机关、宣告程序、宣告效果、戒严时间不得修改宪法（巴西1946年新宪法第217条附5项）、戒严措施不得触动国体和政体等国家基本制度等等。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戒严是国家在危急时期的无奈之举，“不论在任何时候与任何环境下，宪法都是保护各阶层人民的屏障。人民智慧所发现最有毒害的学说，莫过于主张政府，可在危机时，停止宪法中重要条文之适用”。 如果在紧急状况下以戒严法替代了宪法，那么扩张的国家权力将无所限制，势必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戒严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宪法。
再次，戒严法对社会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基于宪法的授权，并非违宪。戒严法通常规定，戒严期间限制或者取缔有碍国家安全和军事行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请愿、自由通信的行为，甚至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工作权、教育权、自由贸易权、财产权等等；相反政府有权采取一些强力措施管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行使一些和平时期不可能享有的权力。戒严法的这些规定对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作了重新分配，关乎宪政体制的重大调整，表面上看是对宪法内容的改动，但这并不属于违宪，原因在于宪法允许在国家危急形势下，由戒严法对宪法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动。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还在于使国家尽快摆脱混乱，早日恢复宪政秩序。所以在维护宪政这一点上，戒严法与宪法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发挥作用的时间和采取的方法不同。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戒严法属于紧急自卫的法律，必要时可以根据情势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必受制于宪法。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平时最反对破坏宪法的事情，但在非常时期却宁愿看到宪法的限制被停止，他曾说：法律上有句格言，“刀剑之下，法律沉默” （Amidst Arms the Laws are Silent），若处于日有强敌来袭之情势中，自保为最高的法则。我宁看到掩护叛贼之法律形式被取消，而使善良的人民得到安全。假使我们用法律的手铐自缚己手，我们还能得到胜利吗？当法律变成自保的障碍时，将不免求助于戒严。 这种出于“公共安全”和“紧急需要”的考虑而认为可以无视宪法的观点是及其错误的，宪法是宪政国家行宪的源泉，制定和实施戒严法也是在行宪、护宪，没有宪法也就没有了戒严法存在的合法基础，没有了宪法就没有了国家存在的合法基础。如果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尚有置疑，戒严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者，“紧急需要”与“公共安全”，都是含义概括的词语，极富弹性，如果可以因为这些理由而停止宪法，那么一些有野心的当权者，将随时会以“紧急需要”或“公共安全”为借口，而停止宪法的施行，达到他专制的目的，这样宪法将失去其稳定性和严肃性，社会动荡由此而生。那么如何才能既维护宪法，又不被宪法象手铐一样“自缚己手”呢？有学者提出了“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The most urgent need with the least damage.）的原则，即“不承认戒严法的实施，可以彰明较著的停止宪法，但因为‘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而可采取机动的解释，使宪法上之限制条款（Restrictive Clauses）缩至最小限度，及使宪法上之弹性条款（Elastic Clauses）扩至最大范围。不必斤斤于宪法文字的解释及形式的限制，而应注重‘正当条理’及‘宪法精神’”。 这个办法既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考虑到实际需要，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二）戒严法与非常时期的法律
非常时期是指国家处于对外战争、内部叛乱、天灾瘟疫或者财政经济危机的时期，凡是国家为抵御外侮、保卫领土、捍卫主权、恢复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并施用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均可称为“非常时期法律”。与平时法律相比，非常时期法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施行的限时性。即此类法律的施行，仅限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一旦结束，即失去施行效力。比如戒严法的施行效力始于戒严令发布之时，终于解严令发布之时；动员法的施行仅限于动员令下达后，复员令下达前的特定时期。
2、 效力的附条件性。此类法律一经制定颁布，即已具备法律效力，但与普通法律的区别在于，未经法定程序宣告，它还不能生效或者失效，也就是说，非常时期的法律是一种附生效条件和失效条件的法律。
3、 权力的扩张性。非常时期法律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军事机关较平时大得多的权力，比如授予行政机关更大的委任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扩大军事法院的审判管辖权等等。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非常时期法律，比如，英国的1914年《国土防卫法》、1920年《紧急权力法》、1920年《爱尔兰秩序恢复法》、1939年《紧急权力防卫法》和《国民登记法》等，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颁布的《授权法》、美国的1940年《促进国防建筑法》和《国防军动员法》、1941年《战时征用财产法》、1942年《紧急时期物价管制法》、1943年《战时劳动争议法》等。
戒严法施行于国家动乱之时，当然属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如前所述，英美法系没有戒严法典，而将有关戒严事项规定于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之中，届时援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实施戒严，当依非常时期法律采取的戒严措施与平时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时，将以非常时期法律为准，这体现了立法者“紧急情况下，国家利益优先”的立法思想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但在欧陆国家，多将戒严法法典化，危急情况之下，有权机关严格依据戒严法典发布戒严令、采取戒严措施，而不必参照其他非常时期的法律，与英美法系相比，其戒严制度更加严谨、规范，更具有操作性。
国家动员法可以说是非常时期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动员者，谓国家于战事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由政府下达动员令，将全国一切人的物的资源，及全部有形无形的潜力，加以严密的组织与合理的统制，并将国家平时之态势，转为战时态势，使能充分发挥战力，俾克敌致胜，而确保国家民族之生存也”。 狭义上的国家动员法是指专门的国家动员法典，广义上的国家动员法的包含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三个层次，宪法中往往规定有国家动员条款，例如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宪法动员条款是制定国家动员法律的权力来源，至于国家动员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包括国家动员法、军事征用法、防空法、戒严法等等。由此可见，戒严是国家动员的手段之一，戒严法属于广义上国家动员法的一个部分。

（三）戒严法与平时法律
平时法律是国家维护正常宪政秩序的法律，一旦社会陷入混乱，宪政面临危机，主权和独立遭到破坏，权力机关就可能施用非常法律，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在重要地区、部门增设警卫、加强巡逻；强化治安手段，比如对人员、车辆、船只的通行、飞机的航行、新闻与通讯等施加限制或管制，组织搜查；对暴力行动进行镇压等”。
英美国家没有戒严法典，其戒严法散见于宪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以及临时发布的各种戒严法令之中，“系普通法律失败时，而采用之粗糙代用品”，即普通法律失去了赖以施行的社会基础，不足以应付战乱危机，暂时由戒严法部分或者全部取而代之，等到解严之后，再重新恢复其法律效力。所以英美在实行戒严时，如果平时法律与戒严法发生抵触，则以后者为准。
欧陆国家的戒严法典明确规定了戒严的实施条件、发布机关、发布程序和戒严机关的权限等内容，在戒严权限范围内的事务，不受平常法律的约束。法典化传统使得欧陆国家的戒严法与平时法律之间的效力范围相对明确，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法律冲突。假如对同一事项，平时法律与戒严法都有规定，那么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适用戒严法；如果某些事项戒严法没有规定，而平时法律有所规定，则应依照平时法律。宣布戒严后，一些平时法律可以继续适用，但是有些条款会因形势发生变化，比如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度、改变案件的管辖等等，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平时法律的“戒严法化”。
无论是英美还是欧陆国家，都力图协调戒严法与平时法律的关系，使两者相符相成，共同为宪政服务。

戒严法是军事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涉及到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调整，它更是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戒严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况，仅有的宪法条款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尽管有关机关曾经行使过宪法赋予的戒严权力，但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却无法可依，这不但不利于紧急状态的解除，而且有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戒严将是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取得战争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所以应当重视对戒严法的研究，加快制定和完善戒严法律制度，以求“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