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转发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
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劳动保障部、教育部、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局《关于积
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
劳动保障部　教育部 人事部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国家工商局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
前存在的相当多的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较低的状况，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

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环节。我国对新生劳动
力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初、高中毕业生，一般未经
过必要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直接就业，不仅影响青年劳动者队
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且也影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行劳动预备制度
，对新生劳动力进行就业前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其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后再进
入就业岗位，对于提高青年劳动者素质，调节劳动力供求，缓解就业压力具有积极
作用。近几年来，在部分城市进行的劳动预备制度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
一些经验。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
，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要求，以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
通知》（中发〔1998〕10号）精神，为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
质，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普遍建立和实行劳动预备制度

（一）1999年起，在全国城镇普遍推行劳动预备制度，组织新生劳动力和其他
求职人员，在就业前接受1-3年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
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后，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帮助下，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

（二）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主要对象是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以及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对
准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初、高中毕业生，各地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另行制定培训
办法。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城镇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业参加劳动预备
制培训。

（三）参加劳动预备制人员，由就业服务机构纳入当地劳动力信息资源管理系
统，根据国家就业方针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组织双向选择，优先推荐就业，或指导
其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就业服务。

二、全面开展职业培训和教育

（一）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职业培训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搞好
对劳动预备制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其他职业培
训机构，要积极主动承担劳动预备制人员培训任务，培养社会各方面需要的适用人
才；充分利用并进一步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学校教育，培养生
产、管理、服务等第一线急需的专门人才；企业办的各类培训机构也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培训设施，挖掘培训潜力，对尚未经过职业培训的职工进行岗位培训。

（二）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按照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对劳动预备制人
员进行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要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课程和教材要增强专业适应性，具有职业
教育特色，实行产教结合，培养学生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
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职业培训主要是进行职业技能和专业理论学习，并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学习和
创业能力培训，同时进行职业道德、职业指导、法制观念等教育。培训时间根据学
员文化基础和所选专业确定，技术职业（工种）一般应在2年以上，非技术职业（
工种）一般应在1年以上。特殊职业（工种）的培训期限和内容，根据行业或企业要
求，经有关部门核准后，可适当调整。

（三）对劳动预备制人员进行培训，在确保培训质量的前提下，可采取全日制、
非全日制以及学分制与学时制相结合或远程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各类培训
机构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学习基地，组织劳动预备制人员进行生产学习，开展勤工俭
学，并组织其参加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

三、严格实行就业准入控制

（一）劳动预备制人员培训或学习期满，取得相应证书后，方可就业。从事一
般职业（工种）的，必须取得相应的职业学校毕业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从事
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行业有特殊规定职业（工种）的，在取得职业学校毕业证书或
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同时，还必须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
，也应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其中从事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职业（工种）的
，必须在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办理开业手续。

（二）对未经过劳动预备制培训学习，或虽经劳动预备制培训学习，但未取得
相应证书的人员，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介绍就业，用人单位不得招收录用。对违反规
定招收、录用的单位，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责令其它改正，并要求未经培训学习的
人员参加相应的劳动预备制培训学习，限期取得毕业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对用人单位因特殊需要招用技术性较强，但当地培训机构尚未开展培
训的特殊职业（工种）人员，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后，可允许企业先招收再培训，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后再上岗。

四、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

（一）对参加劳动预备制人员培训所需经费，原则上由个人和用人单位承担，
政策给予必要的支持。用人单位委托培训机构进行定向培训，其培训费可在职工教
育经费中列支。对学员个人收取培训费，可参照当地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收费标
准执行。对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可酌情减免培训费用。

（二）参加劳动预备制的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原则上实行免试入学，需要经过
文化考核和能力测试的，由当地政府确定；进入各类职业学校学习按国家或地方有
关规定进行。学员经过地劳动预备制基础文化学习后，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社会需求
确定参加不同职业（工种）的技能培训。

（三）对参加1年以上劳动预备制培训的人员，在报考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时，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四）对承担劳动预备制培训任务的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等实习基地，各地区
和有关部门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

（五）对承担劳动预备制培训工作比较好的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等，经当地政
府确定，可作为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单位。可采取培训资格认定、培训项目招标、
培训成果考核以及给予培训经费补贴等方式，促进劳动预备制培训工作的健康发展。

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

（一）建立和实行劳动预备制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政
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要设立由主管负责人牵头，劳动保障、教育、人事、
计划、经贸、财政、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制定工作方
案、扶持政策，落实培训经费，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定期对本地区劳动
预备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培训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二）实行劳动预备制度，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和社会
有关方面要共同参与，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大力推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
论导向作用，切实做好推进劳动预备制度的宣传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培训力量，
组织广大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提高企业严格执行就业准入规定的
自觉性。

浅谈“私法根本价值所在”之意思自治原则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引言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漫长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前由于受森严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教势力之影响，意思自治只是一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理想化的观念。此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却是迟至近世民法才得以确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其经济理论的根据，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其哲学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其经济基础。1 意思自治原则在立法上首见于《法国民法典》，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基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带来的种种压力，国家对于绝对化之意思自治理念加以干预。《德国民法典》对于其“私法自治”之原则进行了新的理解与阐释。实现了所谓之“个人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但是，意思自治作为私法领域中之核心原则不但没有“没落”与“消亡”，反而促使人们对其展开了新一轮之思考。在信息与网络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发现在拟制与现实相交错的空间中，越来越多的新生的侵权方式正阻碍和扰乱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与正常秩序。这自然的引发了我们对于传统私法原则理念的反思，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在网络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等待着人们最新一轮的论战与重新定义。
关键词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表示 合同自由原则
正文
????? 一、意思自治原则之概述
对意思自治之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2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之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其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3德国学者将意思自治称为“私法自治”他们认为意思自治乃法律制度赋予并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4第一种认识主要是从行为主体之意思出发，强调表意人表意的充分，完整无瑕疵；第二种理解与第三种理解有共通之处，既已一定范围内自由之限制，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在于，第二种认识强调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之完全自由。第三种认识只是将这种自由视为一种合意之可能性。
意思自治原则在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民通与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也从不同之角度进行为规定，进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的存在与实现，以平等原则的存在和实现为前提，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原则的体系中，最为首要的是私权神圣原则，正因为每一个民事主体的私权神圣，才致使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平等主体地位。而正是由于主体地位平等，才有不同民事主体在意志上的独立，任何一方当事人才不受他方意志支配，才能实现意思自治。随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的超度发展，给社会结构与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由此人们以交易行为中的诚实信用，合乎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之新型民法原则对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加以限制。从而使整个民法原则之体系内部达到了一种权利制衡之理想状态，共同支撑与构建民法理论之庞杂体系。
二、意思自治之发展及演进过程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邦之建立，在一定之地域范围内，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法意义上之市民社会，这种城邦中的市民社会之雏形是建立在奴隶制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奴隶仍然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没有形成每个人都为独立个体的社会关系状态。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支配人们。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宗教，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等级和礼教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都依附于另外一种力量，个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和教皇不受支配。所以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平等的主体，也更不可能产生平等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形态。封建社会既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也无民法，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5在前述两种社会形态中，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无意思自治之理论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进入了契约社会。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就此讲过一句话：“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和农民逐步从土地上得以解放，渐渐地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民法也随之诞生。在不完整市民社会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意思自治以一种自然之人类理性存于世间，成为市民社会交易主体的一种意识与观念。但意思自治原则首先提出还得上溯自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当时立法之三大原则，因此由专制政体而变成立宪政体，由罪刑擅断主义而变为罪刑法定主义。然由此而产生之法律，偏重与个人主义。61789年的《人权宣言》，极端表示天赋人权，以为神圣不可侵犯。1804年之《拿破仑法典》，极端尊重个人之自由，因此演成四个原则：（1）意思自治之原则；（2）契约自由之原则；（3）责任基于过失而生之思想；（4）所有权不可侵犯。7《拿破仑法典》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由于过分强调民事主体行为自主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终于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垄断的出现。自19世纪末至今，法律发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变化，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也自发的进行了一些内在的调整。这种变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德国民法典》第226条）废去自由放任主义，而代以国家干预主义；其二，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德国《魏玛宪法》（1919）确定“所有权包含义务”，首创此例。随着法律对所有权的限制，对合同自由的限制，租赁权的物权化，人权运动的发展，商事活动的日益公法化，法律由个人主义渐趋于社会主义，由权利本位渐趋于社会本位。一些学者称之为法律社会化。
在我国，自1949年之后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走上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道路，导致合同制度与合同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在立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和当时对待法制的态度是一致的。8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后来的《经济合同法》虽然在其原则之中对合同自由（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了简单而抽象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还是限制太多，强制性的要求太多，不能充分体现私法所应当具有的实质要求和精神所在。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和相关不和时宜的旧条款的废除，才在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解除以及违约责任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等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应有的立法精神才得以确定，但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意思自治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国家干预的限制，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之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隔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之洪水泛滥的作用，但其作为民法传统理念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其在私法中之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否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由于此理论和制度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因此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意思自治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陆续颁布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并以“自愿原则”写入民法通则第一章之基本原则之中。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也不够健全，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治的应然与实然。
三、意思表示有瑕疵及其民法救济
意思自治之核心组成部分乃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出并产生效力。9意思自治之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将各自内心真实意思充分表达于外部，及意思表示完整而真实。当事人各种内在或外在原因，使得“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时，则可能导致主体平等地位之丧失与交易安全之破坏。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
（1）诈欺
诈欺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故意亦即有意引起或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诈欺人决策之目的。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行为”。客观上诈欺人须有欺骗他人之行为，诈欺行为有背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程度，因诈欺而使表意人陷入错误，且此表意人因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观上诈欺人有诈欺之故意，诈欺人有意思能力。具备以上六点，便构成诈欺。诈欺本质上说，是加害人在思想意识或精神领域对被诈欺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这种精神和意志上的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被诈欺人意思自治的侵犯，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不能的一种具体表现。
（2）胁迫
因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因他人之胁迫而内心产生恐怖之念而为的意思表示。本质上说胁迫是指向被胁迫人预示某种不利情况；在被胁迫人看来，胁迫人有能力使这种不利情况发生，而且如果被胁迫人不发出对方所希望发出的某种表示，胁迫人也一定会促使这种不利情况的发生。10笔者认为，胁迫人之意图在于以某种警示，要挟使被胁迫人之内心产生对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的成就产生恐惧，是被胁迫人处于内心中矛盾之两害境地，经过被胁迫人之权衡，最终在两害之中选择胁迫人期望实现之表示，从而避免被胁迫人遭受胁迫人假设之事实情节成就之侵害。
（3）乘人之危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违背本意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现象。1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其为无效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则规定，如对有急迫需要或处于危难处境的当事人有损害的，可以撤销合同。后者是在权利主体之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赋予其一种救济方式可选择性之意思自治，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意思表示中的瑕疵为最常见的三种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对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与侵害，本质上即表意与自治相分离。当表意人受因诈欺或胁迫或乘人之危而遭受损失时，往往形成表意人撤销合同或要求赔偿之请求权，而相对方之责任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合同缔约过程中的过失责任，如有加害给付之要件，则构成侵权，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但往往这些行为有时并不都是有害于表意人的，反而随着市场行情的变更而转向有利于表意人之一面，如果将“无效”之范围确定太广，同样也不利于保护表意人之利益。我国民通将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范围规定过于宽泛，在善意第三人不知情之情况下，往往对其造成伤害，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建议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之中，适当考虑到上述情形。改“无效”为“可撤销”，以体现意思自治的经典民法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一点新的思考
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是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其能独立的思考，并决定其前往的方向。正基于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意思自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表达其充分而真实的想法，并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一个人也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
意思自治虽然在其发展与演进之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但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却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之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之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之最大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讲，私权神圣建立了私法领域之总体框架与基本理念，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使得每一个主体间的地位发生的一种纯自然与理性之格式化，即主体平等。由此两种基本理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前二者是近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虽然它们也是私法之核心，但却不能言其为私法之最大特色。私权神圣与主体平等犹如地球之臭氧层一样，将公权阳光之强烈照射阻隔于私权领域之外。而意思自治者，犹如地球上之诸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鸟兽，构成了地球生态圈的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意思自治是私法之灵魂，是私法具有生命的根本原因，是私法长盛不衰的有利保证。而后来陆续产生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其说是对意思自治之反对，还不如说是对其的有力补充，是新时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新的理解与阐释。现代法治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体形态是一种类似于“人”字形之结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极力的强调私权神圣，使得人字结构之一方过于强大，最终导致法治的失衡。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为了极力的消除这种失衡的影响，通过各式各样的立法从而逐步地确定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意思自治加以制衡。从而共同构建私法体系之和谐与稳定之结构。可众所周知，中国书法中的人字并非完全对称。其长者应为传统民法理论中之经典原理，即私权神圣，主体平等与意思自治；其短者应为近代衍生而出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形成对经典原则理论的补充与完善。而意思自治则为“人”字之顶尖。意思自治是经典理论中最具体，最灵动的体现，私权神圣和主体平等是其理论的奠基石，而近世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之三大原则是对其进行的新的阐释与制衡。由此意思自治原则成为了民法原则中承前启后的连接点，成为了整个私法之中心 。
由于现代法律之中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在逐渐的增多，古典的合同自由原则似乎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虽然合同自由的大旗仍然可以高高地升起来，••••••但是在今天，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面大旗已经缩小得可怜得皱巴巴的了。” 12针对古典的合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人惊呼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已经“衰落”、“死亡”了，13 或者认为“十九世纪的合同自由思想在二十一世纪未必能起到作用”14而笔者认为这些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余地的。其一，意思自治的传统民法原则在当今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这即使事物发展与变化的应然同时也是实然；其二，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虽然在国家宏观干涉和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化等趋势的影响下，起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的变化，而非实质的改变。这种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 摇契约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乃至整个私法中的核心地位。15况且，现代经济法，劳动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现代法律只是对在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地位，从而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外衣，伪装其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并不禁止强者利用其优势地位谋求其自身发展的合法利益。因此“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解释为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也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这种限制实质上是创立了人们的平等地位，平衡了人们的缔约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16由此可见，单方面说意思自治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已经“衰落”、“死亡”的理论是有偏颇之处的，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说：“也许，契约自由就像一块狩猎保护地，在这里，人们竭尽全力减少外来的危险，以使这一区域内的动物能够自由生活和自谋生存；但对于将来来说，仍然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能否把这一边界划得使其中的居民在里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7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或者说对抗性质的法律与民法原有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对峙，才使得法律自身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与进步。现代社会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个人隐私与所期望的个人宁静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人们的私域之源在强烈的政治力量，媒体力量，网络信息力量三大太阳之光的照射下，已近干涸。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意思自治乃捍卫私域之最基本最原则性的武器。固然我们要禁止权利滥用，但意思自治在私权体系中占有核心与源头之地位，不可动摇。捍卫意思自治，捍卫私权，捍卫自然理性之赋予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狭小空间。
在此要谈到的是，笔者所期望的私法自治原则的保留与发展并非一种顽固的机械的保留与发展，而是在不断的对抗与反思中谋求自身内部逻辑结构与外部实体运用的和谐发展前进。法律只有通过对自身的不断调整和解释，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日益成熟，谋求更大的发展。

尾注：（1）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22页；
（2）马俊驹 余延满 著《民法原论》59页；
（3）梁慧星 著《民法总论》49页；
（4）[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页；
（5）谢怀轼 著《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5页；
（6）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7）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67页；
（8）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78页；
（9）[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450页；
（10）[德]卡尔.拉伦茨 著《德国民法通论》546页；
（11）王利明 主编《民法》106页。
（12）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第362页；
(13) Patrik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p.716.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09；
(14)Grant Gilmore, ”Introduction to Havighurst’s Limitations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79 ,pp165,166; 转引自高鸿钧等著 法制：理念与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351；
（15）高鸿钧 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51页；
（16）邱本《从契约到人权》，载 《法学研究》1998（6）第38页；
（17）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