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首先，防范基础工作薄弱，导致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难以及早发现。黑恶势力团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使其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运用严密的防控体系、坚实的基础工作在源头上控制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气候造成危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基层工作中存在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对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对辖区的出租房、娱乐场所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的高危人群或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或有涉恶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倾向的人不能完全发现并列管掌控。
　　一些农村黑恶势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性质特征不熟悉，加之农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和当事人双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等，因而对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伤和气导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协，致使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难以及早发现。
　　其次，对黑恶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证据支撑，实际操作中难于准确把握。（一）黑恶势力为规避法律，常打“擦边球”，有组织地做一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事，对群众形成心理控制，扩大团伙影响力。如果孤立看待这些行为，很难认清其整体危害性，常常只进行简单的治安处罚，不纳入刑事侦查的视野，不利于对黑恶犯罪准确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将黑恶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不利于从根本上摧垮黑恶团伙。
　　（二）一些涉恶团伙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办案经验欠缺、主观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准确定性，把本应该是打黑案件当成一般的恶势力案件进行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逐渐意识到案件的重大时，大量证据已经遗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打击的最佳时机已错过。而为突出打黑除恶这一工作重心，则容易将所有团伙犯罪都朝着涉黑涉恶方向侦查，从而常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人人负重，办案成本高，办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点打击；二是随着侦查的深入，黑恶的定性如果在预审、起诉或审判环节被改变，将影响办案部门和民警的积极性，不利于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社会效果也不佳。
　　再次，侦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内难以侦查终结。法定侦查羁押期限短是制约黑恶案件侦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请逮捕、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起诉后补充侦查这几个阶段。对于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诉前一般最多7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最多有2个月。因此侦办团伙案件，自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个月零几天的侦查时间。涉黑涉恶案件一般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同案犯罪嫌疑人潜逃后独立生存的能力很强，受侦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现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员在逃，事实不清，期限届满难正常起诉，难有效打击犯罪；二是在逃人员归案时，曾作过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释放、取保候审或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而潜逃；三是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扬，对证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响，不利于缉捕、取证，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四是公安机关迫于时限，不能将个案证据收集充分，或者放弃个案侦查。
　　第四，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难。侦查实践表明，涉黑涉恶犯罪的组织者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具体的犯罪活动，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则远远高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成员。
　　办案单位对个案的证据收集比较到位，但疏于发掘单个犯罪同团伙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有组织犯罪证据的收集，或者没有全面收集集中体现有组织犯罪的证据，导致首要分子的组织、领导作用不能通过证据明显体现出来。造成团伙头目罚不当其罪，或遗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划者、指挥者、获利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打击不力，留下后患。同时，黑恶势力有其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违法犯罪事实复杂，锁定犯罪事实需要大量的调查取证。由于有的证人和被害人忍气吞声、怕打击报复、不想旧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对打击工作心存疑虑，造成群众不愿意履行举证义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不举报揭发、对黑恶犯罪证据不主动如实提供。办案人员取证时，多次遇到证人躲避公安机关、直言受到威胁、对知情的犯罪事实含糊表述、作证时亲属一直阻挠等情况。虽然在询问证人之前都按照规定提供了《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追究一般证人拒绝作证或作伪证的责任，致使证据锁链难以形成。
　　第五，抓捕、审讯黑恶团伙成员难。该类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较强，有的曾经是公安机关的特情、耳目，对基本的侦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给抓捕带来很多困难。
　　归案后审讯工作难度较大，如审讯时不及时做好声像证据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当庭翻供。特别是组织领导者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审讯时极力回避组织特征方面的问题。
　　同时，当前公安队伍新老交替现象比较普遍，年轻民警经验不足，不能按要求顺利收集固定证据。有的取证之前不认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证提纲，取证时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确定询问方向、制作询问笔录，取证后不认真梳理完善证据、消除证据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话，新手不愿学、图应付，致使个别证据取证多次仍达不到效果，个别侦查员侦办案件多时仍不清楚案件情况，影响办案质量和进度。由于缺乏侦办黑恶案件的经验，拿不准侦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穷尽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点围绕黑恶势力标准搜集证据，以致尽管取回了大量证据，破获的个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团伙成员组织分工、组织纪律、行为因果关系等黑恶犯罪的核心证据，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证据不充分，不能以黑恶势力定罪量刑。
　　最后，对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处理难。（一）认定涉黑案件的具体标准难以掌握。由于办理涉黑案件涉及多个诉讼环节，并且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导致实践中公检法司法机关对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涉黑犯罪的组织性、经济性、控制性认识不一，从而影响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对黑恶势力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担心影响任期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愿意承认当地有黑恶犯罪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打击黑恶势力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一个普遍难题。许多黑恶团伙的头目也是当地的经济能人，尤其是在他们开办了一定数量的经济实体时，尽管发展早期和壮大后的经营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恶，但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吸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在处理了黑恶头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维系这些实体的运营是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具体罪名进行处罚，这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罚当其罪。如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轻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轻伤害，但实践中也往往被判处缓刑，或者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做了调解处理，致使一些恶势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会，再次作恶，造成新的危害。

论述民法的体系

韩召峰


　　马克思在描述商品交换过程时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已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就表明商品关系的形成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所有者）；二是必须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这就是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商品关系内在的要求，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调整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换为目的、由民事主体、物权、债和合同等制度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民法体系。
　　一、主体制度
　　作为民法主体的当事人，是商品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这类主体的特征就在于他（它）们的独立性，即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马克思在提及商品关系时所强调的：“独立资格”、“独立的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制度包括公民、法人、合伙等制度，这些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公私两便呼个人，无论其在行政、劳动法律关系中的身份如何，也无文艺学其所在制形式和经济实力如何，他（它）们在从事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格皆由民法主体制度所确认，其合法权益共同受民法保护。
　　二、物权制度
　　所有权和其他特权制度是规范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关系的基本制度。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直接反映所有罐头贴心人，但也和商品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商品交换就其本而言是所权的让渡。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果。所有权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消费就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就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争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交换中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常转移。民法中的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债和合同制度
　　债和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表现，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最一般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债权制度是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债的一般规则是规范交易过程、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规则。典型的买卖活动是反映商品到货币、货币到商品的转化的法律形式，是商品交换过程并不只是纯粹的买卖，还包换劳务的交换（诸如加工、承揽、劳动服务）以及信贷、租赁、技术转让等合同形式，还包括了杜撰的流转、财产的抵押、资金的偿付等债的形式。它们都是单个的交换，都要求表现为债单元，并受到民法债权制度的确认和保护。由于债权制度的设立，给商品交换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使它超出了地域的、时间的限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财产流转。
　　四、人格权制度
　　在民法体系中，人格权法是否有必要独立作为一项制度，值得研究。传统民法欠缺人格伤残人规定，各国关于人格权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学者主张，尽管人格权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中加以概括，规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人格权之所以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其原因在于：第一，民法中两类基本的权利，说法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主要是要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个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制度？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还是受到了“重物轻人”的立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第二，人格权法和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但主体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两个不同概念，对人格权的侵害不仅仅地人格的，而且也会造成对公民人身利益甚至财产利益的损害，它民法中的许多内容，并非单纯的说体制度所能概括的。第三，人格权制度也不能够完全为侵权行为制度所概括。尽管侵权行为法能够为人的格权提供保障，但人格权的确认，是侵权行为法所不能解决的。人格权必须法定化，这就决定了格权必须通过专设一项制度来加以确定。
　　五、关于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应包括在民法中，争议很大。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并不完全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为，这一观点不够妥当。我们不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但归根结底，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本质属性是财产权利上和人身权利的结合，而且我国民法通则已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专设知识产权一节。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对知识产权的转让和利用设有专门规定。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已经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
　　六、侵权责任制度
　　对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和利益的侵害都将构成侵权。侵权法是保障民事权利的法律。关于侵权行为法是否应当与债法保持相对独立，从而成为民法中一项独立的制度，在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争议。? 统民未予都从债的发生原因考虑而将侵权法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众怒难犯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分离出来，从而成为民未予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外国语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互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有合理性。而在大陆法的债法的体系中，侵权法并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债法体系主要是以合同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债法主要是合同法，学者对债法性质的表述（如认为债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权法的性质。债的一般规则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而不完全适用于侵权之债。将侵权法置于债法之中，极不利于侵权法的发展。所以，争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应是创建我国新的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立并不否认债的概念及规则，而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进而与其他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民法体系。
与侵权的法独立有关的是民事责任制度的独立性问题。传统的大陆法民法典中并未将民事责任问题集中作出规定，而是将各类责任在各个民法制度中单独作出规定，我国的《民法通则》一改传统的民法典的编制体例，单设第六章规定了民事责任。许多学者认为，民事责任制度的设立，强调了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及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在体例上具有创新意义。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从整体上构建民事责任制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债与责任是不同的概念，债是特定的债务人对特定的债权人所应负的义务，而责任是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债与责任的概念的区别，可以成为侵权责任与债务分离的原因，但不应居为民事责任单独设立的根据。单设的民事责任的缺陷在于：
　　第一，使责任与义务分离。责任作为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应与民法关于义务的规定密切联系在一起，先有义务才有责任的发生。而债务等义务只能在债和合同法等分则中作出规定，如果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各类义务分离。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缺乏逻辑性。如违约责任澡是在合同法而是在总则中的民事制度中规定，这冻合理，因为只有在合同的名项制度都作出了规定以后，才能出现违约责任制度，合同的基本概念等尚未出现，便出现了违约责任制度，显然导致了规则的先后次序颠倒。这种设计也忽略了责任的基础在于请求权的行使，无请求权基础问题规定，责任的规定是缺乏合理性的。
　　第三，现行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规定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及其共同的规则，然而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这两种责任，还包括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不录得利返还责任、无因管理之债中本人返还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责任，各种责任形式的个性远远大于其共性，这就决定了将各种责任在各项制度中分别作出规定，应较之于将各种责任集中作出规定更合理，且集中规定也十分繁杂，很难统一。现行《民法通则》第134条专门规定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表面上看，此种列举方式使法官或当事人的易于了解民事责任究竟有哪些形式，实际上因为同的责任形式是与不同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如违约金是违约责任的形式，恢复名誉是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形式），只有在不同的责任中规定各种责任形式，才真正便于法官或当事人实际了解并合理运用这些责任形式。
　　七、财产继承制度
　　财产继承制度是有自然人死亡后将其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生者的法律制度。从实质上看，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是其财产所有权在死后的延伸，保护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是保护其财产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财产继承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也要看到，由于财产继承权主要发生在具有一定身份关系（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的自然人相互之间，并且主要是家庭成员相互间基于扶助、赡养、抚育而产生的财产在一方死亡时的体现，因此，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一些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财产继承权关系。
　　民法的其他制度，哪里民事法律行为、代理、等制度，也是配合上述制度发挥作用的。它们也和商品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商品所有者和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确立了行为的准则，代理制度解决了商品经营者在交换活动中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专业、技术等能力的限制所产生的困难，而时效制度可以有力地促进商品流通，加速商品的周转。这些制度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