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借贷的定义与现状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纪要中确定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借贷人民币、港币、澳元、台币、外币及国库券等有价证券的行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机构发放贷款的，属于民间借贷，但法律、司法解释对其有特别规定，应当按照特别规定处理。

　　（二）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的原因

　　随着国家关于借贷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推进，投资渠道渐渐收紧。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现有缺陷，难以满足信贷需求。虽然我国出台了各类规范民间借贷的通知和意见，但是仍然无法制约越来越复杂和成熟的民间借贷市场。供需矛盾、监管缺失，导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三）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的隐患

　　由于民间借贷规模空前，越来越多的职业放贷人和小额贷款公司涌现，而这其中大部分职业放贷人采取低门槛、无担保、只要按期归还高利即可无限期推迟本金归还的方式吸引大批借款人，并从中谋取高额利息的收入。而这其中还隐藏着许多不被法律保护的非法借贷关系，如赌债、非法集资、传销等，均以民间借贷的面目出现，增加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

　　在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难点即借条中载明的数额与实际交付的数额并不一致，这对法官在庭审中的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借款本金与实际交付数额不符的情形与困境

　　（一）虚假案件。原被告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但是由于被告一方所欠债务过多无力偿还，遂与原告串通，假借借款之名，书写假借条，以求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债务，后在分配中可以获得利益。该类案件如果数额较小，按照交易习惯一般不需要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在审理过程中除了依据借条之外，很难再进行其他审查。

　　（二）利息预先扣除。笔者审理的大部分借贷案件除了被告下落不明的以外，被告只要到庭，80%均以利息预先扣除为由进行抗辩。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由被告来对利息预先扣除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存在原告银行取款及打款凭证均为被告所述实际借款数额，原告则称其余均为现金，在实践中也难以审查。

　　（三）借条所载均为利息。这样的借条大多出现在一个案件有多份借条，只有一份包含本金，其余均为本金所产生利息的借条。而利息所涉借条大部分为小额，要求原告证明支付太过严格，而被告几乎没有途径进行取证和举证。

　　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问题的审查与认定

　　（一）重视送达。民间借贷案件中有许多被告举债过多，在外躲债，通过村委和社区很难寻找到被告下落。如草率进行公告，在程序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在实体上，仅通过原告的陈述与借条本身，对事实的认定很可能出现偏差。如被告再次出现，则很可能因为新证据提出上诉或者启动再审程序。因此在送达过程中，应多关注与被告家人的沟通，将法律后果言明，并采取电话、短信、邮件等多种途径与被告本人取得联系，即使被告不愿意出面，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对借款事实进行核实，如有异议则可以在庭审中着重考察原告陈述。

　　（二）强化庭审对抗。首先，由原告对借款合意、数额、期限、利息、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尤其对于庭审时被告拒不到庭的情况，应先向原告释明做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并对借款过程做更详细的询问。其次，举证责任的灵活分配也能对案件审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原被告关系、借款目的与用途、借款来源、借据形成、偿还方式等经双方陈述后，对案情做出综合分析以下有几个案例：

　　1、原告主张两次借款共计14万元，每次7万元，均有借条，被告为一对夫妇，丈夫对其签订的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而妻子陈述对借款事实毫不知情，只有7万元系真实借款，另7万元并不真实存在，系虚假诉讼。在庭审中，法庭主要针对借款来源，借款方式，借条出具方式，现金形态，交付方式等对原告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而原告代理人在几次帮助回答被制止后，原告本人对借款的过程不能完整表述，而被告陈述不能与原告相互映证，因此法官对借贷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怀疑可能是假借借款之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进而需要进一步举证借贷事实。原告后撤回对被告妻子的起诉，后原告放弃部分诉请后达成调解协议。

　　2、原告主张本金为50000元，被告主张利息仅为45000元。而在庭审过程之中，原告对款项来源做了明确的陈述，系一次性从某银行提取50000元现金，而被告辩称原告仅从银行提取45000元，并将提款银行信息提供。此时，关于交付事实，双方争议非常明确，则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要求其出示50000元的取款凭证，或由法院向提款银行调取相关取款信息。该案最后由法院调取相关流水信息后，原告放弃了部分诉讼请求。

　　3、原告主张借款共计16万元，共有5份借条；被告抗辩5份借条本金仅占5万元，其余均为利息。除去借条以外，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作证，庭审中被告举证一份录音资料，录音内容有“本金只有5万，利息那么高”“你明明知道我去赌钱”的陈述，而被告在录音中的陈述虽然没有直接进行确认，但从未进行否认，而且陈述“你借的时候兄弟长兄弟短，我也输钱的，这种事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等。虽然录音证据的证明力虽然有限，但是在该案中，被告的借贷本金以及借贷事实的合法性给出了令法官能够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于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要求其进一步举证借贷事实以及对不知道借款用途的事实。而原告并无其他证据，后以双方自行协商处理。

　　四、小结

　　民间借贷案件从形式上来看，确实证据较少，基础法律关系较为明晰，但随着当事人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庭审对抗也不断深化和激烈，对法官审理案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审理过程中坚持当事人举证与法官依职权主动审查，透过表象，认定事实，对维护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内容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就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责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强化,主要表现在对审查逮捕条件和程序的明确和完善。这一方面增加了审查逮捕的工作量和难度,另一方面也对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掌握逮捕条件的适用,准确执行逮捕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审查逮捕　细化 标准 程序


　　逮捕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关系到如何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这一刑诉法的基本任务。1996年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这三个条件中对逮捕必要的规定过于宽松,实践中对逮捕必要性条件自由裁量权太大,同时长期形成的“构罪即捕”的理念也极易导致逮捕的滥用。虽然高检院出台了有关规范性文件,但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各地对逮捕的把握仍多停留在“构罪即捕”的层面,往往忽视必要性条件,导致逮捕功能异化。因此,修改后刑诉法在保留逮捕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的基础上,将“逮捕必要性”论述为“社会危险性”,并对逮捕的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办案人员根据相关事实及证据,全面分析和判断案情提供了依据,这也是进一步贯彻逮捕的谦抑原则,禁止滥用逮捕权,最大限度的控制逮捕,尽可能少捕原则的体现。

　　一、 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工作的相关规定

　　针对审查逮捕工作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结合了多年司法经验,也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刑罚理念,既巩固了已有的逮捕制度改革成果,也推动了逮捕制度的逐步完善。

　　一是逮捕条件细化。修改后刑诉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修改后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由此可见,修改后刑诉法在逮捕措施方面作了三项重要的修改:一是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二是对“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作出了规定;三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应当”逮捕修改为“可以”逮捕。将必要性审查与应当逮捕的五种情形、三种情形相结合,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在具备社会危险性的前提下,再去衡量其社会危险性能否通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方式去避免,只有在前两种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逮捕这种羁押性手段去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这样的司法理念使得逮捕措施得以慎用,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

　　二是审查逮捕程序完善。第一,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此规定在赋予检察机关对是否讯问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又规定了“必须”讯问的情形,防止错误批捕。第二,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规定增设了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减少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行政审批色彩,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彰显程序正义。

　　三是增加了羁押必要性条款。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此规定改变了多年来必要性审查仅停留在案件审批过程的制度,既可以有效地防止超期羁押、不必要的关押,又可以避免羁押期限长于所判刑期的变相超期羁押现象的出现。

　　综上所述,逮捕条件的设置是否科学事关逮捕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正当,事关逮捕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会被滥用,事关被羁押公民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切实保障。从司法规律的角度看,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细化和羁押必要性条款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有利于减少司法恣意,同时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审查逮捕工作的挑战

　　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对其准确掌握审查逮捕条件,发挥逮捕措施在惩治犯罪中的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逮捕条件把控面临修改后的考验。与以往相比较,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及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使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量大大加重,特别是在当前案件数量多、检察官少的情况下,除了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办案人员还要综合案件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群众反映等因素,及时化解各方矛盾,促进和解工作的进行,而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较短期限内完成,是对办案人员办案质量与效率的极大考验。首先,如何把握“社会危险性”这一用语。何谓“社会危险性”,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应当逮捕的五种情形。但对这五种情形没有明确界定和提出证据要求;其次,如何理解逮捕条件中“可能判处十年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尽管最高法和地方省高法出台了量刑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但案件事实证明标准在逮捕阶段与审判阶段的不同,以及检察官和法官不同的法律裁量(西方称自由心证),导致了逮捕阶段认为可能判处十年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在审判时判处了轻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在审判时判处了拘役、缓刑等,这增大了检察官判断的难度,对案件捕后是否能判轻刑难以把握。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措施有时候难以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取保候审存在脱保成本低,犯罪嫌疑人逃避、妨碍刑事诉讼的风险,甚至发生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再违法犯罪的情况。监视居住由于操作困难,在实践中往往演化成在宾馆羁押,成本过高,执行机关还要时刻监视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安全。采取非羁押措施后,一旦发生危害事件,不被羁押后又犯罪,那么不仅办案人员、检察机关会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非羁押制度也会失去信心。

　　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需要修改后的细则保障。如何开展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是检察机关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初所面临一个新课题。修改后刑诉法给检察机关构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平台,但此项规定原则性强,并未就具备的实施时间、启动方式、监督程序等进行规定,这需要检察机关去完善。

　　三是审查批捕风险评估面临修改后的探索。由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使得部分矛盾凸显,一些案件在作出决定后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样就让审查逮捕案件的风险评估显得十分必要,但这一机制在具体的操作中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在修改后刑诉法作出了关于逮捕的新规定后,部分相似案件在不同背景下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定,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不理解,因而对风险评估的要求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另外部分案件在逮捕后发生变化,如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轻伤害案件,逮捕阶段没有进行和解,审判阶段达成了和解。如果逮捕阶段不批捕,被害方不认同,往往会激发社会矛盾。

　　三、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审查逮捕工作

　　面对修改后刑诉法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修改后挑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逮捕理念从“构罪即捕”向“严格逮捕”转变。逮捕措施的适用,一是要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并有证据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险性,不能只关注犯罪事实,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发生社会危险性缺乏认真审查与正确判断,通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性质,维护刑事诉讼的严肃性。二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严格控制,保障侦查工作的开展和证据的收集完善,确保刑事追诉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社会隔离,有效防止可能发生修改后的社会危害,避免加剧、扩大矛盾,不能脱离实际或者缺乏分析研判,将逮捕证据标准一律等同于起诉或者审判的标准。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保障措施的运用,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化解社会对抗,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二,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建立健全逮捕审查工作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逮捕条件的研究论证,从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的角度出发,保证逮捕措施的严格适用;另一方面要加强逮捕条件的证明机制,强化证据意识,围绕逮捕条件的待证事实规制证据标准,检察机关要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并在提请逮捕时对犯罪嫌疑人具有的社会危险性说明理由,附上相关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同时提供关于适用逮捕的相关理由说明。相比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重、帮教环境、是否累犯等影响社会危险性判断的事项更为了解,由公安机关采取书面形式说明有逮捕必要的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这样既可以使检察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影响逮捕判断的各项因素的具体情况,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细化工作流程,建立捕后审查跟踪机制,明确批捕环节案件承办人对逮捕后必要性进行审查的义务。首先,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规则。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主体应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案件范围包括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或者缓刑的,达成刑事和解的以及其他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能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的情形。审查程序为主动审查与申请审查相结合,即通过建立逮捕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档案定期审查与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申请审查。其次,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实体审查方式,既要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侦查取证的新情况,又要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同时要查阅有关案卷材料,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审查评估是否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证明材料;审查方式;最后,应当建立切实有效、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提供的监督平台,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完成捕前审查工作后,侦查监督部门与侦查机关以及同院公诉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构建起确保侦查监督部门能够掌握案件的全程动态,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捕后跟踪必要性审查工作落到实处。这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对一些可能会判处轻刑的案件在批捕阶段做出可捕、可不捕或不捕的处理,从而提高逮捕的质量。

　　第四,在工作中要将矛盾纠纷化解与侦查说理有机结合。针对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隐患的案件,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建立和健全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十分必要,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这既是对相关案件可能出现的后期隐患的提前通报,同时也是对办案人员的提醒,警示办案人员还需要进行后续工作,案件矛盾隐患还需要进一步化解。风险评估机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不但要结合地区特点及时予以调整、完善,同时也需要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进一步做好侦查说理工作,这样才能在办案中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在案件结果出来之后能够消除人民群众可能存在的误解。当然这就需要检察人员在办案中超越简单的就案办案,需要将办案与法律相结合,把惩治犯罪、化解矛盾结合在一起,做到办案的透明、公平、公正。

　　总之,对于修改后刑诉法的适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具体办案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准确把握逮捕的条件,一案一分析,贯彻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精神,全面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

　　作者单位:涞水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