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廖修文


内容提要

　　刑事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大法系在规范证人证言、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以及对证人的保护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方面，有关证人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实践的混乱。证人不作为、不出庭作证、出庭作伪证甚至翻证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法律却缺乏相应的调控手段，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资源浪费、司法公正受到质疑、司法权威受到挑战——正因为如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竭力探求建立一种完善的证人制度。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如何安排具体制度以平衡这三种关系，是我国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本文才这三对关系出发，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引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这一规定，所有证人都必须在法庭上直接作证，并且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法庭认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它要求所有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必须以口头的形式直接在法庭上陈述，而不允许只用证人的证言笔录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建议与立法、司法以及证人自身的原因，刑事证人作证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证人难找；找到证人不一定作证；愿意作证的不一定如实作证；如实作证的不一定愿意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其证言不一定稳定。这种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立法的原因。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关证人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其主要问题是：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不平衡
　　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有关规定片面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而忽视了证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证人因为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威胁，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或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无法解决证人的实际问题。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国家赋予证人的义务失去了平衡。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了证人有领取报酬的权利 ，而我国却无相应规定。对于证人的人身安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极不到位。刑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对于打击报复证人要达到怎样的后果才构成犯罪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证人遭受打击报复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况，刑法无法调整而又没有相应法律予以救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既无专门保护证人的机关，也没有专门保护证人的人力和物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与治安处罚”。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制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打击报复行为，不足以威慑违法犯罪份子，也不足以激励证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证。实际上，这些和证人有关的法律关系既不是刑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更不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范畴，这些法律关系应当归属于专门的证人制度法。
（二）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证人不作证、不如实作证、作伪证的行为无相应强制和制裁措施，国家意志严重缺位。一是对证人不作证，不配合的行为无法律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这一法律规范是不严谨的，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设定法律后果。没有法律后果的义务谈不上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5月还出台了一个“九条卡死”的规定，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对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的行为无能为力，听之任之。二是对证人不如是作证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具体是什么责任，并不明确。三是对证人作伪证惩处不力。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了伪证罪，由于没有司法解释配套，司法实践中对证人作伪证的现象不好操作，使那些藐视法律的人继续藐视法律，法律工作作者也只有感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作伪证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怎样处理，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发现证人作伪证后往往不做笔录，或做完笔录后不予采信，对证人没有任何制裁。有些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发现证人作伪证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拘留，但该条是针对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而规定的，并不是专门针对证人作伪证的。
（三）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历史传统和证人的人权没有相应思考，几乎是空白。如证人有没有在一定条件下的免证权，有没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或者在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后可不可以免于追诉等等。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亲属间的证言效力有所规定，但还没有上升为免证权。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迫承认有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已经成为一项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它不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也适用于证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法治文明的潮流，履行国际义务，不仅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证人的人权。
　　刑事证人作证现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一是司法公正受到质疑。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和如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然而，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无法质证，司法公正难于实现。立法者以其粗放、弹性的立法技术，在刑事证人制度方面制定了一些模糊规则，在实践中难以统一认识，难以执行，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目标和价值取向。二是司法权威受到挑战。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的现象大量存在，既有可能放纵犯罪，也有可能罪及无辜。这种现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形成了漠视法制、藐视司法的可悲局面。“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不仅要求有法律的相对完备，而且还要要求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法制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在于强调法律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最高权威”。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残缺不全，使法律秩序紊乱了，使执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模糊了。三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不仅增大了证人作证的随意性，而且增大了法官采纳证言的随意性，影响了案件质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改变刑事证人作证不容乐观的现状，消除不良影响，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证人制度法，完善刑事证人制度，以期引导、规范证人作证。

二、立法模式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全部诉讼活动都是在围绕收集和运用证据进行的。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即追诉犯罪和保护人权，世界各国在证人资格、证人保护以及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从立法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刑事证据以及证人内容，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第二种是制定单独的证据法典，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第三种是制定专门的证人制度，如英国1892年的《证人保护法》，美国1984年的《证人安全改革法》，澳大利亚1993年的《证人保护法》，我国台湾2000年的《证人保护法》等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刑事证人制度，要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形式证人制度，首先必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如果只从刑事证人制度入手，将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添加到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或者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的内容加以扩展补充，也是不现实和难以做到的。证人制度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显然无法满足和容纳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在证据法典中规定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包含有关证人制度的全部内容。因此，笔者建议将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分离出来，结合我国传统，借鉴他人先进经验，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独立的刑事证人制度法。

三、完善标准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部法律是否完善，主要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达到某种平衡。美国学者乔.撒马哈指出：在宪政民主中，平衡是刑事程序法的最基本的特性。这种平衡存在于政府权力与个人隐私、自由、财产权利之间，但刑事程序法还包含其他因素的平衡，主要有：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平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正式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保持这些平衡是困难的。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这三对关系是否平衡，是判断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的平衡
　　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诉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在实现这一责任的过程中，调动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器，也调动了大量的证人。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相应职能，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装备，而且这些经费和装备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但国家在赋予证人作证义务时却没有给与证人相应的补偿和必要的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国家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证人履行的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当事人的义务。在法理学上，公民在享有权利时必须履行义务，同样，在履行义务时必须享有权利。或者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证人作证时在履行特定的义务，不能让其只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作为一个公民，证人除了履行纳税义务外，还履行了因为其特殊经历而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证义务，这对证人来说是额外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对证人的作证行为给予保护和补偿。“国家有义务提供若怠于或者疏于履行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不仅要提供这种特殊保护和补偿， 而且要给予证人实在的救济途径。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和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应该是平衡的、相称的。证人不应因为作证而承担额外负担，如承担因作证产生的费用，承担因作证受到的打击报复，否则，证人就会承担双份义务，一份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一份是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对证人给予补偿和保护，这实际上是国家转嫁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当权利义务失去平衡时，任何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在刑事诉讼中，一些本来可能作证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双重义务，选择了逃避作证。现行刑事诉讼法强调了证人对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了国家对证人的义务，从证人制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上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就必须正确设定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和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只有这两个义务平衡了，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才有基础，否则，永远都只能是跛脚的。
（二）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国家利益在于维护、恢复被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这种利益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的，二是通过对所有犯罪的追诉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每个个案都损害了某些证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损害的积累同样可以破坏某种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当这种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足可以抵消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或者阻碍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向国家作证，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有时证人利益也有必要维护。在一定条件下，当证人证言与其本人利益、家庭利益和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可以对证人利益作出一定让步，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从而保护隐藏在证人利益之后的社会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况。” 实际上，当证人证言与其自身利益、家庭利益或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其内心是矛盾的，很难保证其证言的客观公正性，刑事诉讼的目的自然也无法达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也不能实现。换个角度说，社会是个人的集合，如果个人的利益得不得尊重，那么整个社会就很难说是和谐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亲情伦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如果法律强迫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相互指证，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动摇；职业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各行各业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以维持本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证人证言破坏了这种特点的游戏规则，就会破坏这个行业的内在秩序，最终影响证人的生存。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对证人利益让步，虽然可能损害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但是维护了个人利益背后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是国家所需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这实质上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局部和国家在社会中的整体利益的平衡。
（三）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的平衡
　　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是否平衡，是判断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又一标准。一般来说，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同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也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刑事诉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要求证人作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强制力，理所当然应得伸张。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也体现了证人的意志，为保证证人证言客观公正，证人意志亦应得尊重，但这种尊重不是无原则的迁就。现阶段，国家对待证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说重视证人，在立法却没有落实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和人身保护；如果说轻视证人，在司法上却强调对证人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既不给予证人实在的权利，也不给予证人过硬的制裁，这不是平衡，而是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似乎又是国家意志的默许，是国家对证人随意性的纵容。本应得到伸张的国家意志，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平衡。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是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利益，国家必须对证人无故不履行作证义务甚至作伪证的行为给予制裁。

四、制度安排

　　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应该包括证人资格、证人义务、证人的免证权和豁免权、证人的保护和补偿、法律责任等几个部分。
（一）证人资格
　　本文所讨论的证人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人，不仅仅限于向法庭提供证言的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证人只要了解案件情况，那么不论他与当事人有何种关系，从事何种职业，也不论他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从何而来，都可以作为证人，他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供的证言都有证据效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由此可见，一个成年人只要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没有任何缺陷，且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就有证人资格。从表面上看，本条规定了证人的三个标准：一是知道案件情况；二是能够辨别是非；三是能够正确表达。但该条没有详细地规定证人的资格，其内容并不十分明确，缺乏操作上的统一性。
1、不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不够科学。在形式诉讼中，被告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知道案件情况，但他们不能对所有案件事实充当证人。一般情况下，对某一案件事实充当了证人的人，对于案件事实就不能再具有其他身份。比如警察，目睹了案件事实，成为案件的证人后就不能进行侦查，反之，对案件进行侦查后就不能作为证人。
2、证人只能就亲身体验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知道”的途径。证人陈述的情况往往包括证人的亲身体验、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对于哪一种情况才能作为证人证言，法律应该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证人提供的应当是其亲身体验的案件事实，而不是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英美法系规定证人只能陈述自己的亲身体验，并且对这种体验能够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
3、证人可以对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情况作证
　　对于“案件情况”的具体内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具体规定。所谓案件情况，不仅仅指犯罪事实，还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事实，以及有关程序性的事实和证据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案件情况的范畴，那么，是否知道其中某种情况的人即可作为证人，还是只有知道犯罪事实的人才能作为证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了解上述情况的人一般都被当做证人，立法应当考虑将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
4、证人只需对待证事实具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但是何为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待证事实与证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具体情形联系起来，只要对案件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有资格作证，而不必强调对一切事物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⑴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亲身体验的人；⑵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⑶证人是对待证事实不具有其他身份的人。
（二）证人的两大义务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大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发展条例

　　（2011年3月2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11年7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发展旅游业，旅游规划、旅游资源保护、旅游经营和旅游活动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原则，坚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
　　第四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支柱产业培育发展。
　　第五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根据旅游业发展需要逐步增加。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发展旅游业。捐赠资金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受税费优惠，并列入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设立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第六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领导，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制定旅游发展政策和措施，督促旅游发展重大事项的执行。
　　第七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旅游综合协调具体工作；
　　（二）组织旅游资源普查，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旅游重点项目规划和旅游线路规划；
　　（三）组织实施旅游市场开发和宣传促销；
　　（四）制定和实施旅游人才培训计划；
　　（五）按照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重点项目规划，组织实施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
　　（六）规范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合法经营和服务行为，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受理旅游者投诉，指导旅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七）监督和检查旅游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
　　（八）负责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九）推进旅游发展信息化建设。
　　第八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发改、财政、规划、交通、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文化、民族宗教、卫生、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九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旅游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假日旅游预报制度和旅游警示信息发布制度，向公众发布相关旅游信息。在机场、车站、码头、广场、景区（点）、旅游集散中心等游客相对集中的场所设置旅游信息多媒体，为旅游者提供咨询服务。
　　广播、电视、报刊、政府门户网站等公共媒体应当开设旅游栏目，开展旅游公益宣传，为游客提供交通、气象等信息服务。
　　第十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坚持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因地制宜、低碳环保，突出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质景观、绿色生态特点，发挥地方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生态优势，整合旅游资源要素，提升旅游品牌档次，明确旅游整体形象和旅游文化宣传推介主题，参与跨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村镇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应当与旅游发展规划相互衔接。
　　第十一条　旅游交通线路及配套的服务功能设施应当纳入城乡交通路网统一规划建设。城镇交通线路和站点的设置应当兼顾沿线的旅游设施和景区（点）的旅游功能。
　　编制景区（点）外联道路建设规划、旅游客运线路和站点规划，应当听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旅游城镇和旅游资源富集地区的供电、给排水、通信、环保、卫生、绿化、消防、水利等旅游服务功能和相关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三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旅游发展规划，预留旅游项目建设用地指标；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优先安排。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项目，应当符合旅游发展规划，与当地民族特色、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并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定水土保持和景观保护方案，配套建设必要的污染物处理设施。
　　第十五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鼓励利用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开发独具特色和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
　　第十六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对条件成熟的旅游景区（点），可以经营权、项目特许经营权、收费抵押权等入股、融资，合资、合作开发旅游景区。但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旅游景区土地使用权之日起，2年内无正当理由未进行开发经营的，其土地使用权由原批准机关无条件收回。
　　鼓励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对建设旅游开发区、重点旅游景区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
　　第十七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景区、宾馆在用水、用电、用气方面执行一般工业企业的同等价格，在固定电话通信、电视收视等收费上给予优惠。
　　旅游定点车辆在旅游淡季节期间可以报停，报停期间按照规定减免有关费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在遵循旅游规划的前提下，利用民族村寨、名村古镇、田园林园、人文景观等资源，开展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
　　对农家乐和度假山庄等旅游项目，在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村民可以利用承包土地使用权入股参与旅游经营。
　　第十九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帮助、引导旅行社、旅游景区（点）、宾馆、饭店、乡村旅舍、农家乐、度假山庄等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提高服务质量，并对其服务质量进行等级评定和复核。
　　第二十条　举办节庆、赛事、会展等活动，各级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游客住宿需要，鼓励居民、村民利用家庭住房自愿提供住宿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发经营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点的旅游商品、特色餐饮、娱乐项目。
　　第二十二条　旅游景区（点）票价的制定和调整，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由价格部门核定并向社会公布；票价可以实行淡旺季节差价，对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学生等特殊人群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减免。
　　第二十三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加强大专院校旅游专业建设，发展旅游职业教育，促进旅游人才的培养和交流。
　　鼓励州内自然遗产知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以及民族文化进校园。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第二十五条　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旅游景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引导和扶持景区失地农民从事旅游开发和经营活动，并优先安排在景区就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保护旅游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贴息贷款、规费减免等资金扶持，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摊派和检查等行为进行查处。
　　第二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旅游安全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制定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应当预先向旅游者做出说明或者明确警示，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
　　组织漂流、探险等有危险的特殊旅游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内容和收费标准，明码标价。禁止强行出售联票、套票。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从事矿产资源以及其他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景区（点）及其服务区擅自摆摊、圈地、搭建建筑物，影响景观和妨碍游览。
　　不得尾随、纠缠、诱骗、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接受有偿服务。
　　第三十一条　旅游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安全和卫生管理规定，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古迹、文物和旅游设施。
　　第三十二条　旅游市场监管实行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商、公安、文化、卫生、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各种非法活动。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制度，设立并公布投诉电话，及时受理旅游投诉，依法查处旅游经营者和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促进旅游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旅游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15日至30日，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