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与私法关系探源
——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

李 刚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税法研究过于强调税收之“权力性、强制性与无偿性”，因而使税法异化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的“侵权法”，与作为“维权法”的私法形成对立。然而，从依法治国之宪法意旨和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以观，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并具有内在、广泛的联系，其本源就在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由此，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研究”为契机，进而可促成中国税法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从理论、实务及方法论三方面创建中国现代税法（学）。
关键词：私法 本源 私人财产权 现代税法学 税收法定主义

一、引 言

在新中国，税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至今已有十六、七年的时间。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发展的蓬勃态势，税法研究却仍然以“税收制度研究”的面目在税收经济学的圈子里“邯郸学步”；只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涌现出了一批真正具有法学意味的研究成果。虽然已有学者对此作了诸多原因分析，但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乃是传统税法研究缺乏自己的基本理论，以至于今日能否被称为“税法学”尚存疑问。——这是传统税法研究面临的最大理论困境。
在学者们孜孜以求解决之道时，税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浮出水面，吸引了大家的笔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税法学研究的重点与前沿问题。本文拟就税法与私法之间何以能发生关系、即其本源问题，以及税法与私法关系研究之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铺路垫石而起引玉之效。

二、税法与私法关系之本源——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

我国传统税法研究，强调税法乃是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其主要功能在于“财政功能”——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获得，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税法得以借国家政治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恣意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以致（征税）权力超越了本应作为其本源的（纳税人的）权利，并异化而为权利的对立面。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是一种“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权法”；其与以“维护（财产）权利”为宗旨的私法——“维权法”自然形成对抗，而无从加以联系。
然而，被西方税法学界奉为圭皋的税收法定主义乃源于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其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与维护人民之人身权利的“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同等地位，甚至被认为“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立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②所以，税法亦应为“维权法”。但是，税法与私法欲有异曲同工之妙，尚需两个基础或前提条件。
（一）市场经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
前提条件之一在于对“私人财产权”③的确认；我国传统税法研究一直忽视、甚至回避税法与私法之间关系问题的主要原因或者障碍亦在于此。
众所周知，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民法典的形式确认了“所有权神圣原则”以来，该原则就被其后各国民法典奉为金科玉律而为效仿，成为私人从事经济交易的前提之一——享有交易物之所有权的重要保障，其与“自由和平等原则”以及“契约自由原则”一起，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厥功甚伟。
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要求“所有权神圣”，与其“租税国家” ①的性质有关：现代国家财政收入既赖税收，则须赋予私人以财产权，以其自由交换而产生收益，再由国家通过征税“分享”之，所以，“国家自己不必取得公有财产或经济公营事业，财产与营业得以完全私有，国民之纳税义务本质上是其营业自由与职业自由之对价。没有纳税义务，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②故资本主义实为“无产国家”，意指国家无产、而私人有产，国家藉由征税分享私人之经济收益以为国用，又可名为“租税国家”。③其实，现代国家之“租税国”性质，早在卢梭那里就已有体现，他认为：“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④
我国也强调“所有权神圣”，但却是“国家”所有权神圣，而非“私人”所有权神圣。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一直不承认或不言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乃缘于其“所有者国家”或称“企业主国家”性质：社会主义既为无产阶级之主义，而无产阶级无资产，亦即无负担税收之能力，故对其课税有违社会主义本质；但国家仍需国用，在无税收来源的情况下，只有国家通过自己掌握资产并加以经营来获得财源，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公有制（所有者国家），强调国有企业（企业主国家），皆源于此。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名义下，税法维护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公权（力），而非本来意义纳税人的私权（利）。
“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租税乃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产物，负担难趋公平，贫民所受压力甚大，遂对租税加以抨击，主张以国营事业之收入代之。但自苏俄试行以后，世界各国尚无敢悍然废止租税者。”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相比，因其产权不明晰的特性而有致命的弱点，这从我国国有企业先上缴利润、后“利改税”、最后只纳税，而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多年来屡改屡败、最后国有经济成分不得不逐步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一系列事件中均可获得例证。而“私有财产则天然地具有人格和人格化的意志，人格化意志之直接驱动和约束、对利益最大化之追求，使得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天然地相吻合”⑥。既然我国早已抛去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之疑虑而厉行之，则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当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所有权主体总是处于不确定状态，市场交易之物随时有被追索之危，交易安全也就永远无法保证。事实上，我国已有学者认为：“国家的存在和居民独立财产的存在是税收产生的根本原因，……。居民独立财产的出现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内因，国家的存在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外因。”⑦只不过该学者对“居民独立财产”却语焉不详，其实就是“私人财产（所有）权”。
需要说明的是，承认“私人财产权”并非否认“公有制”，更非主张“私有制”；私人财产权与公有制绝不矛盾，公有制下亦需承认私人财产权。此“私人”乃指依私法规则，而得为自由交易主体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与非国有性质之法人自不待言，即便是国有企业等国有性质法人，若无此意义上之“私人财产权”，恐也难以正常参与经济交易活动。传统税法以“所有权之让渡”说明非国有性质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而以“支配权之移转”概括国有性质纳税人之相同行为。因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性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二者皆为国有，故税款在二者间之移转，不过是同一所有权人之下占有主体的变更。其实，对此可供类比的最佳例子是民法上有关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当事人之间通过买卖合同转移的是否为财产所有权的争论。归纳起来，理论界对此有五种意见：一是经营管理权，二是占有权，三是用益权，四是持有权，五是法人所有权。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第一种，这与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是保持一致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买卖合同转移的都应是财产所有权，况且，全民所有制单位依法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在流通领域中和所有权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因此，从理论和法律的形态上说，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买卖合同转移的是财产的经营管理权，但从实践的角度讲，转移的则是财产所有权。①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事实上，即使同在全民所有制性质单位之间，亦存在着为其各自专属专用的所谓“国家私产”或称“国有主体专用财产”②：在德国，根据“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理论”，公共权力机构所享有的所有权，只能是一种私有权，即这些主体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并行使的所有权；而且各公法法人的所有权都是独立的；③在法国，行政主体的财产则分为公产和私产，后者适用私法规则，其争议由普通法院而非行政法院管辖。④由此，笔者认为，传统税法以“所有权”与“支配权”之差异而对国有与非国有性质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不仅有违税法的公平原则，而且与法理不通，实属多余。因此，不论是从理论、立法或是实践的角度出发，亦不论纳税主体性质之国有与否，都应当认为其转移给征税机关的是税款的所有权；其前提仍在于纳税人对其作为税源之财产享有权利，亦即其“私人财产权”得为法所确认，国有企业概莫例外。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概应为租税国家，而以税收为获取国家财政收入之主要手段；既然要获得稳定、长期的税收收入，自应保持税源的丰足无虞。故首须确认作为税源之所得与财产的所有权，否则，财产流转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纳税主体与课税对象更无从设定。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之肯定、财产权归属之确认及交易规则之遵循为构成要素，其理亦在于此。唯有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使财富能够自由交换用于生产投资，进而增长获利，才有国家财源之持续供应。倘若既不承认“私人财产权”，又一味扩大税收规模，无异于竭泽而渔，故有学者言之，“没有经济，哪有财政？…藏富于民，培养税源，才是正常的办法，才谈得上‘提倡’二字。”⑤
（二）依法治国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
前提条件之二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或者说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对之加以保障。仅承认“私人财产权”，却又任由国家税权随意侵入而不加以足够保护，恐适得其反。故须限制公权的肆意扩张，并排除公权侵犯私权之可能性：此在国家而言，为依法治国；在税收而言，则为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乃是一脉相承，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依法治税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核心，其理在于：倘治税所依之“法”，仍是“侵权法”，则无异于法律工具主义之“人治”观，故有学者指出传统税法所强调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⑥；若为“维权法”，则当有依法治国之实质在税收领域“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体现，纳税人于是成为依法治税的主体，而税权和税吏才是依法治税的首要对象。而该所依之“法”是“维权”抑或“侵权”，全在于是否恪守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其法理基础在于：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服务”或提供“公共产品”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其税收债务的偿付，从而获得要求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因征税——其税收债权的满足，也就同时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而唯一前提便是人民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代议机关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⑦这种“同意”就是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近代以来，税收法定主义也正是首先在西方各国宪法中得以确立，成为人民和国家在税收方面达成合意而为“契约”的最佳表现形式。
税收法定主义既为限制国家税权而存，反面言之，亦为保障纳税人权利而设。“若从现代税法体现的人权意识出发，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①依笔者之见，税法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从经济法注重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税法确是保证公共服务所需财政收入之法，但公共利益乃由个体利益汇聚而成，不关注以私人财产权为代表的个体利益，公共利益遂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税法更应秉承其“限权法”或“控权法”之性质，将规制重点置于征税主体之税权。同时，税法又是公法与私法的交叉领域，与其上位法——经济法同具公私混合法的性质，因此，税法与私法实为殊途同归：私法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直接确认和保障，而税法则是通过控制税权而对私人财产权利的间接确认和保障。
若宪法仅规定纳税人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如我国宪法第56条、台湾地区“宪法”第19条）或“依法律之所定负纳税义务”（如日本宪法第30条），则类似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种规定明文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②或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该规定亦有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③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④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无疑仍是传统税法理论轻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制定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⑤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或在将来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既为法治国，必同时为租税国；⑥反之亦然。只有以“治权、治吏”为宗旨之法治，方可控制国家税权于正当、合理界限之内；反映于税收领域，则为税收法定主义及以之为核心的依法治税。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无法律无罪，无法律无罚”之罪刑法定主义与“非依法律无赋税”之税收法定主义两者，“实为今日法治主义之两大枢纽。”⑦
（三）小结
现代国家作为租税国家，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谓“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的同时，必然要通过税法制度“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的保护。于是，基于共同的对象——私人财产权利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关系，税法作为公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表面上，税法表现为以国家“公（财政）权力”对“私（财产）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民商法则表现为对“私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二者之间似乎是对立的。但纳税人依法缴纳的税收同时也是为其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而支付的“对价”。所以，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⑧
三、税法与私法关系研究之意义——中国现代税法学之创建

受私法规范之对象——财产，同时即为课税之对象，故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税法与私法之间实有内在而广泛的关系存在，二者皆可由此互相渗透。故笔者主张，可乘此良机，促成中国税法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之转变，创建中国现代税法学。
中国税法（学）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这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所能解决。但就“税法与私法关系”此一选题而言，其对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意义，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观察。
（一）突破传统税法研究的理论困境，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建立中国现代税法学的基本理论——本选题的理论意义
纵观新中国税法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种充满了“斗争与对立”、突出强调“国家权力”的观念已由最初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外部对抗关系异化成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内部矛盾关系，从而导致了传统税法理论中一系列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那么税收就不可能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财政经费；如果说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那么要被统治阶级也缴纳税收供镇压自己所用，似乎更不可能。反观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及其税收理论，从“契约”、意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角度来解释国家与税收的产生，使国家与人民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税收问题达成一种和谐统一的观念（税收法定主义），并进一步引申出人民对公共服务之需要的权利，以及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的一种双向法律关系；其中反映的是“交换”、“对价”和“权利义务等量”等来源于私法自治的观念，体现了纳税人权利作为租税国权力本源的实质，贯穿始终的则是以“自由、平等和权利”为内涵的“契约精神”。一为“斗争”，一为“团结”；一为“对立”，一为“统一”。两相比较，后者似乎能够给中国传统税法研究带来走出困境的一线光明，能够为整合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尤其是纳税人与作为实质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条可行的理论途径。
因此，私法原理可经由私人财产权及其关系延伸至税法，比如，对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性质的分析，从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和债法的角度对税收行为之私法性质的探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私法基本原则在税法中的运用；反之，税法亦影响私法原理，比如税法对“所有权绝对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税法对私法主体形态演变的作用等等。因此，笔者主张，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并以社会契约论的合理内核——契约精神为支点，来反思并进而修正和完善我国传统税法研究与实务操作，从而推动我国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①
（二）摆脱传统税法研究之“税收学附庸”地位，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税法的具体制度——本选题的实践意义
有如前述，传统税法研究由于缺乏自身合理的理论基础的支撑，因此表现为对税收经济学从理论到制度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完全的照搬照用，以至于“税收学附庸”地位成为其一贯的“特色”，直至今日，这种“寄人篱下”之地位仍然未有大的改观。如果说，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建立起中国税法研究基本理论框架是其真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之任务的根本标准的话，那么，能否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税法的具体制度则是其脱离税收学附庸地位的具体表现。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民商事主体形态日益增多，民商事交易形式逐渐多样化的今天，依然“植根”于税收经济学的税收制度在保障纳税人基本权以及有效发挥其财政作用等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方面，税法要充分尊重私法自治，在准确理解和适用私法制度的前提下设计税收的主客体、环节、征管等具体制度，合理分享私法主体的经济收益；同时还要正确处理私法主体权利与国家征税权力之间的关系，避免国家税收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不正当地侵入私法领域，限制或剥夺私法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扭曲商品的流转关系从而破坏作为租税国家之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关系。比如，借鉴私法中的债法理论与制度分析税法上的税收债权债务，如何在确保税收优先权的同时减轻其对私法担保物权制度的冲击，如何运用法人本质学说合理解释双重征税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在民商事主体滥用私法自治，以脱法行为逃避税收负担（即租税规避行为）的时候，税法则要在其制度中充分结合某些私法制度，例如法人格否认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等，透过私法行为的表面发现其实质的经济意义，并课以准确的税负（即实质课税原则），体现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私权利”的合理干预。
总之，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现代税法具体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确认和保障作为纳税人的私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利，约束和规范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和征税机关的征税权力，更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求纳税人权利与租税国权力在法治层面的协调和一致，从而使税法与私法能够统一于法治国的宪法指导理念之下。
（三）超越传统税法研究的学科局限，拓宽研究视野，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起点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本选题的方法论意义
一个学科要从“独立”走向“成熟”，“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全局，在全局中把握…”①。传统税法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税收学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比较研究，并未形成自身系统的研究方法。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政府


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锦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锦政发［2004］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有关单位：
　　《锦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已经2004年6月29日锦州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二○○四年七月一日

锦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加快发展、协调发展的要求，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建设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服务政府，务实高效、勤政廉洁的责任政府，行为规范、公正透明的法治政府。
　　第三条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工作严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切实贯彻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口径，自觉维护政府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章组成人员及其职责
　　第五条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委（办）主任。
　　第六条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七条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例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常务副市长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市长在外学习、考察及出国访问等期间，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并受市长委托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对分管工作负有全面领导责任。
　　第九条秘书长协助市长安排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协调落实市政府决定事项和市长交办事项；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副市长联系、协调有关工作。
　　第十条市政府各部门的局长、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
　　市审计局在市长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第十一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第十二条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重要资源　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建设项目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并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提议报请市委常委会审定。社会管理事务和政府规章、大型项目建设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应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工商联、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事先征询市人大、市政协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公示、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充分研究论证，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沟通协商；涉及各县（市）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
　　第十五条市政府各部门、县以下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及考核。
　　第四章依法行政要求
　　第十六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不断提高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七条市政府应加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和清理工作，确保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第十八条市政府应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要精简程序，公开透明，规范操作。涉及几个部门的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应由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和审批申请并告知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第十九条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涉及2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要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提请市政府讨论的地方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所涉及的解释　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第二十一条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逐步推进综合执法工作。
　　第五章工作安排布局
　　第二十二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根据全市形势和工作任务的变化情况及时作出调整。
　　第二十三条市政府提出的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第二十四条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厅适时进行通报。
　　第六章行政监督
　　第二十五条加强对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十六条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八条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对市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其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三十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群众反映的工作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市政府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第七章会议制度
　　第三十一条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会议、市长办公例会、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第三十二条市政府党组会议由市政府党组成员组成，由党组书记或党组书记委托党组副书记主持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指示，讨论研究贯彻实施意见；
　　（二）推荐、提名、奖惩政府系统县级领导干部；
　　（三）开展党内民主生活；
　　（四）需要由市政府党组研究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党组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一般安排在每季度初，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非中共党员副市长列席会议。
　　第三十三条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工作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委（办）主任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决定和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二）讨论经济形势和市政府工作的重大事项；
　　（三）讨论其他需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工作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2次，市政府工作会议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部门及中省直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列席会议的部门名单，由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审定。
　　第三十四条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例会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部署和决定，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措施；
　　（二）讨论决定上报省政府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需要报告市委的重大事项；
　　（四）讨论通过提请市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重要报告、方案；
　　（五）研究部署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
　　（六）讨论决定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重大投资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财政预算、决算等事项；
　　（七）讨论通过由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重要行政措施；
　　（八）分析经济形势，讨论研究市政府全面工作；
　　（九）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请示市政府的重要事项；
　　（十）讨论决定县（市）区行政区划和建制的调整，大专院校（含成人高校）的成立、调整、撤销，开发区、旅游度假区、保税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整，以及审定市本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十一）讨论市政府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和市政府非常设机构的成立、调整、撤销；
　　（十二）讨论决定以市政府名义授予集体、个人荣誉称号和表彰决定；
　　（十三）通报和讨论决定市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例会原则上每月至少各召开1次，一般安排在月初或月底，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及市政府办公厅领导班子成员列席会议，根据需要，请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列席会议的部门，由市政府秘书长审定。
　　第三十五条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根据工作需要主持召开，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安排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议定的事项，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遵照执行。
　　第三十六条市政府党组会议议题由市政府党组书记确定。市政府全体会议议题由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确定。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和市长办公例会议题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提出，市政府办公厅收集、汇总，经秘书长审核，报送市长或常务副市长审定。特殊情况，由市长直接决定会议议题。
　　市政府党组会议、全体会议、工作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例会的会务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例会的议题确定后，由提出议题的部门准备文字汇报材料，并与涉及议题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取得一致意见，呈报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后方可上会，同时，要将文字汇报材料提前7天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否则，会议不予安排。
　　市长办公会议议题由主持召开会议的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确定，其会务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
　　第三十七条市政府党组会议、全体会议、工作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例会、市长办公会议均作会议记录。市政府党组会议的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起草，报送秘书长审核，提请党组书记或副书记签发。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例会的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起草，报送秘书长签发，或由秘书长提请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市长办公会议的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办公厅或承办部门负责起草，报送主持召开会议的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会议纪要应在会议结束后7日内起草、下发完毕，确保会议精神及时得到贯彻落实。
　　会议讨论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一般须经主持召开会议的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审定。
　　第三十八条市政府党组会议、全体会议、工作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例会、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政府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并按要求及时向市政府报告落实情况。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督促检查。
　　第三十九条市政府组成人员应准时参加市政府全体会议和需要参加的市政府其他会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须事前向召集会议的市政府领导请假。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一般不得带随员参加，有关部门要做好会场的安全保密工作。
　　第四十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各部门建议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工作会议，除特殊紧急情况外，须提前15天向市政府请示，经秘书长初审后，报送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审定，由市政府办公厅提出安排意见，并反馈给市政府领导。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承接全省性会议，应提前1个月向市政府请示，由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初审，最后经常务副市长或市长审定。会务工作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指定市政府办公厅或有关部门负责。
　　第四十一条市政府召开的各类会议和部门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的文字材料，会议承办部门要在会议结束1周内整理立卷，送交市政府办公厅存档。
第八章公文审批
　　第四十二条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有关单位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一律送交市政府办公厅按规定程序办理。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将需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直接报送市政府领导个人，不得越级行文。
　　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有关单位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均应由本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并注明签发人。
　　第四十三条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请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公文，属市政府权限的，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批。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报市政府。属市政府部门职权的，应按部门职权范围直接报送有关主管部门解决。有关主管部门要主动与主办部门积极协商解决意见。
　　第四十四条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对市政府交办文件，一般要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并以书面形式向市政府办公厅报送办理结果；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承办部门应说明原因并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第四十五条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呈报市政府的审批文件，由市政府办公厅按规定程序及时呈送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审批。一般工作事项应在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特殊事项随时办理。市政府领导外出执行公务期间，办理时间可自然顺延。办理完毕后，由市政府办公厅通知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第四十六条市政府各部门拟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凡涉及其他部门或者县（市）区的问题，主办部门应事先与有关部门或者县（市）区会签，并将会签意见及其采纳情况说明报送市政府办公厅。有关部门一般应在收到会签文件5个工作日内或按要求时限提出本部门意见。
市政府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属于部门职权范围的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属于几个部门的事务，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文。
　　第四十七条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报，涉及重大事项的公文，由常务副市长审阅后报市长审批。市政府领导按分工和权限审批公文。
　　第四十八条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向省政府报送的请示、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审签或由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审签。向市人大报告某一方面的工作，由分管副市长审定。
　　市政府报送市委的文件，属某方面工作的经分管副市长审阅后，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副市长签发，涉及全局性工作的，由市长签发。
　　第四十九条以市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经分管副市长及有关副市长审阅后，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涉及市政府工作的，由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工作的，须经有关副市长签署意见；重要的，由常务副市长或市长审定。
　　第五十条以市政府名义发送省有关部门的公函，一般由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的工作，应经有关副市长审核；重要事项，由市长签发。
　　第五十一条凡需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需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行文的各类议题，须事先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按公文送审程序列入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由市长或会议指定的领导签发。
　　第五十二条市委、市政府联合行文。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后，送分管副市长签署意见，并报市长审定后转市委发文。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行文。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行文程序，由市政府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市长审签。
　　第五十三条市政府各部门起草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要以正式文件形式连同有关材料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法制办审核后，报送分管副市长审定同意或经分管副市长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市政府法制办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修改后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复核后报请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
　　第五十四条市政府领导和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审批公文，应签署明确意见、姓名和日期。
　　第五十五条市政府专用批件的送审和签发，按有关规定程序和分工执行。有关部门每季度须将已制发的市政府专用批件报市政府备案。
　　第五十六条市政府文件宜于公布的，一律在《锦州市人民政府信息网》上刊登；经市政府秘书长同意，可以向社会公布。以市政府令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一律在《锦州市人民政府信息网》和《锦州日报》上公布。
　　第五十七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九章作风纪律
　　第五十八条市政府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以及全市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社会、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第五十九条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各地负责人不要到辖区分界处迎送，不要陪餐；不吃请，不收礼。市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应按此原则执行。
　　第六十条市政府领导不为各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六十一条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二条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省、市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搞特权、谋私利。
　　第六十三条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按组织程序向市政府提出，在市政府没有重新作出决定之前，对外不得发表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或者发表未经市政府研究的重大或敏感问题的意见，须事先经市政府同意。
　　第六十四条副市长、秘书长离锦出访、出差，应事先报告市长或常务副市长，并由市政府办公厅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锦出访、出差，应事先报告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或秘书长。
　　第六十五条市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各部门（单位）及个人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进行责任追究；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十章附则
　　第六十六条受省工作部门和市政府双重领导的机构，比照市政府工作部门执行本规则。
　　第六十七条市政府办公厅可依据本规则，制定和修订有关规则和实施办法。
　　第六十八条本规则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