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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伤害案件损害赔偿原则探析

田永东


　　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中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刑事伤害附带民事诉讼为常见。这种诉讼，既要考虑依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确定刑罚，又要根据损害事实和后果附带民事赔偿。我国刑法、刑诉法虽分别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供了基本原则，但有欠具体，实践中不好把握。因此，确定相适应的赔偿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好刑事伤害赔偿案件。
　　一、区分过错，明确责任。正确处理刑事伤害案件的民事赔偿，首先应当明确赔偿目的，不是对被告人的一种经济制裁，而是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合法保护。通常情况下，损害责任有三种情况：一是被害人无责任，即损害结果纯属被告人的行为所致。被告人应承担其伤害行为给被告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含间接损失）。但需要注意的是，确定被告全部责任不能单以行为与结果的直接因果关系作为唯一的依据，还应同时具备引起案件发生的事实责任。二是双方都有责任，即损害结果的发生，被告人和被害人均有过错。处理时应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可以适当减轻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责任。三是被害人的责任大于被告人。通常见于具有防卫过当情节的赔偿案件。
　　二、结合经济状况，限定赔偿数额。限定赔偿是指在合理赔偿数额范围内无力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赔偿办法。限定赔偿的运用对象只能是无力赔偿，且因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失去赔偿可能的被告人。对被判处拘、管、缓、免的被告人不能运用这一原则，因为其所受处罚形式并没有使被告人丧失合理赔偿的可能性。限定赔偿的程度一般应是尽其所能。
　　三、刑事处罚与经济赔偿相结合。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伤害案件，既要根据犯罪事实判处相应刑罚，又要考虑对被害人适当赔偿经济损失。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赔代刑”或“以刑代赔”的现象，主要是“以赔代刑”。这种左右倾斜的失衡现象无疑有碍执法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笔者主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伤害案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以赔减刑”的办法，即以经济赔偿适当减轻刑罚。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一是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被告人实施侵害行为所指向的对象，通常是特定人身，因某一争执问题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导致矛盾激化，由民事案件演变成刑事案件。二是被告人通常具有悔罪性，不致再危害社会。这类案件具有突发性，被告人的主观犯意大都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或是出于一时鲁莽，或是出于一时义愤，或是出于对利害关系人的报复，从而达到发泄的目的，目的一旦达到，理智恢复后就后悔不迭。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而言，再犯同类罪的可能性较小。三是社会影响小，群众能够理解。有些伤害案件的原被告之间，因某一纠纷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积怨加深，导致矛盾日趋尖锐。对矛盾加剧后果，周围群众一般具有预见性，其社会影响和危害相对不大，对以偿减刑的做法一般能够理解。应予指出的是，对于流氓斗殴引起的伤害赔偿案件，不宜适用“以赔减刑”或“以赔处缓”。司法实践中，采取“以赔减刑”的办法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以钱赎刑”，放纵犯罪。其好处在于：一是被害人的民事权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二是在我国物质生活还比较落后的时期，采取经济赔偿的法律手段，更能起到警戒罪犯的作用；三是有利于生产和生活。被害人通过获取经济补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被告人也可能通过劳动缓解或补偿因经济赔偿给正常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实际困难；四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五是符合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意图。
　　四、被告人刑满后以劳动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刑事伤害案件中的被告人服刑劳改的占有相当比例。这些被处实体刑的被告人，除依法不具备缓、管条件外，也存在因不具有民事赔偿能力而造成事实上“以刑代赔”的情况。这做法虽能起到震慑犯罪的特殊预防作用，但对被害人一方来说却因被告人判刑而丧失了民事权益。从全面执法的角度而言，势必由于被害人的民事权益没有得到保护而有失偏颇。基于此，笔者主张，对于被告人愿意在刑满后以劳动收入做经济赔偿的请求，法院可以准许延期给付并在刑事方面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诉讼期间确无赔偿能力；二是就民事责任举保，经审查具备担保条件且愿意承担担保责任；（3）刑期不宜过长，一般可掌握在三年以下。适用范围可限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被害人家庭贫困，因被害又遭受经济损失，负债较多，将来生活很难维持；二是被害人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基本失去主要生活来源。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可结合案件，根据可能，具体掌握。一般应以调解为主，以确保应期履行。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联系电话 0456—6421683
邮编 164000


从我市法律服务市场现状
浅谈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规范

关键词：律师 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所
司法行政机关
小题：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杂乱，竞争无序,现状混乱。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是其根源，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不力是其重要原因。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制度必须予以整理、规范。小序
法律服务有双重概念，一是指法律人向社会提供的法律方面的有偿服务；二则仅指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向社会提供的法律方面的有偿服务。西方多指后者，我国皆指前者。对概念的不同诠释，代表着不同的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模式。
任何制度皆源于价值取向及规范对象的实际情况。
我国法律服务需求总量较西方有限，但律师队伍更显不足。立法者见我国律师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同时律师队伍的壮大亦尚需时日，便采取了多种主体，多层次，又相互交错的法律服务制度。但是，同一市场，不同主体、不同要求、不同规范、不同责任，难免发生混乱无序。从当前我市法律服务市场之混乱即可见一斑。本人试从我国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结合我市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之现状，寻找缺陷与弊端，畅想改观。

第一章：我国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
就目前法律规定允许专业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主体包括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企业登记代理人、土地登记代理人，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资格，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代理资格，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资格等十余种。
与现行法律服务制度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包括1996年《律师法》（2000年修改）；1982年国务院《公证员暂行条例》；1991年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1997年国家计委，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1997年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1991年国务院《专利代理条例》；1996年国家工商局《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代理管理办法》；2002年国土局〈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服务制度采取的是的：服务主体多种多样，服务领域部门分割，并互有交错的构建模式。但普遍认为目前一般法律服务领域的服务主体主要是：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第二章 质疑现行基层法律服务制度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是法律服务的核心主体，现代法律服务制度也应当是以律师制度为核心的。对此观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法律服务制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律师制度的发展，任何暂时的，或辅助的法律服务制度如果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发展，就必然阻碍了整个法律服务制度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能否满足法律服务市场的客观需求，能否保证律师制度的正常发展，是评价一个辅助性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否可行，和是否必要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标准。
基层法律服务制度是从80年代初开始创立的。客观的说，在当时我国律师制度初建，现有的律师队伍尚不能满足社会法律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作为必要的补充，建立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由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向乡镇政府，企事业单位，公民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制发展的需要的。
但是在《律师法》颁布实施以后，在我国律师制度，和律师队伍已经得到一定发展时，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已经缩小，甚至在某些法律服务领域，和地域已经不存在必要性，而且在一些法律服务领域已经失去了执业的合法性。因此，针对目前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和我国律师队伍的发展情况，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应当且必须进行限制。但司法部却未能从整个法制环境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客观实际出发，无视《立法法》《律师法》规定，延续并扩张法律服务所建设。并于2000年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予以鼓励和保障。
笔者认为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制度有以下违法和不当之处：
（一） 业务领域
1996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法》第46条第二款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由此不难看出，从事有偿诉讼代理和辩护法律服务的条件是---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反之，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从事有偿诉讼代理和辩护业务的即属违法。这表现出我国在诉讼代理和辩护法律服务领域实行的是律师垄断制度。
但是，司法部1997年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却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应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委托人收取法律服务费：（三）代理参加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同时，2000年司法部又发布实施《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依照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面向基层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上述规定明确允许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事除刑事辩护以外的几乎所有法律服务领域。
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同时，第79条第二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从此我们可以肯定司法部就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服务领域所做规定是违反《立法法》和《律师法》的，是没有适用效力的。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和律师制度之间在业务领域方面的法律规定上存在明显矛盾。司法部应当根据《立法法》和《律师法》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服务领域进行限制。
（二）．服务地域
基层法律服务所产生于1987年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顾名思义，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就是乡镇。但该《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却规定：“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将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直接从乡镇拓展到城市街道。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七条又规定：“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以农村的乡镇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根据需要也可以以城市的街道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但在一个行政区划内只能设立一个法律服务所。”以上规定至少可以说明：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应是以乡镇为主，以城市为辅并予严格限制的。
但从我市现状来看，城市街道尤其是法院门口及附近法律服务所林立。每一个街道行政区划均不止一个，甚至多个法律服务所。实际上法律服务所服务地域的重心已经客观的转至城市。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仅是利益驱动和对市场价值规律的不正当利用，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监督不力。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的服务地域，违背了该制度创设的初衷，其法律服务地域重点应放在农村乡镇等律师法律服务目前尚不能覆盖的地域。就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而言，律师可以提供的法律服务已足以覆盖，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地域完全可以限制在城市以外。就此问题，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2002年年会上已经明确的提出。目前的关键只是如何解决制度上的衔接问题和原先已设立机构的处理问题。
（三）法律服务机构的性质和设立
律师的执业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是基层法律服务所。两种法律服务机构的服务领域以及地域如上所述区别不大。但二者在机构性质及设立条件上却大相径庭。
1.机构性质：
根据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据本办法在乡镇和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为什么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性质规定为“事业法人”？
唯一可以找到的依据，或可能的依据是——2000年《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委托，协助开展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关于该条所规定的“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或司法所开展的司法行政工作”具体有那些，却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主要或绝对主要的业务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它是一个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社会法律服务组织，不是以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或司法所开展司法行政工作为主业，或只向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支持，或向社会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
正如司法部关于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律师同时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又在另一个法律服务所执业”是否适用“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所述：“　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在业务范围上基本相同，从法律的角度看，可视其为性质相同的法律服务机构。”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运做和管理，但实际从事的却主要是有偿法律服务这一市场经营活动，这两方面是严重矛盾的。仅以国有资产投入的性质将其同意定性为“事业法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制度的良性发展，和对保护法律服务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均是非常不利的。
2.设立条件：《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自己的名称，住所，章程；有十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并且需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规范的名称和章程；有三名以上符合司法部规定条件、能够专职从也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固定的执业场所和必要的开办资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设立实行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制度，核准登记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可见，在设立条件上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是相对严格的。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设立没有最低投资限额的限制，同时也没有其他实质性限制。毫无资产保证，设立条件和程序简单，但同时其机构性质却是事业法人，独立承担责任。极其容易导致设立的任意性和经营的随意性。目前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泛滥于全市，乃至全国 ，设立制度上的缺陷是其根源。
3.法律服务机构的组建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1）乡镇法律服务所可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也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建。（2）城市法律服务所由街道办事处在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组建。（3）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组建地方人民政府核拨事业编制和事业经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可见，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均可组建基层法律服务所。如此多门多类的组建方式，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势必导致重复组建，任意组建。
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应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统一组建，司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组建。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的设立审核机关，并且又是法律服务市场的行政管理者，不应作为组建者出现。否则，既是组建者，又是审核设立机关，同时又是监督管理者，甚至常常又是收益者。在制度上根本无法保证设立的必要性，合法性，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
（四）执业条件
《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应取得律师资格证或法律职业资格证，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学历要求自2001年律师法修改后已变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
根据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6个月，被该所鉴定合格的。学历要求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上学历。
二者业务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二者本质的区别。目前，仅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法律知识的大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否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的法律服务工作是不容乐观的。与乡镇法律服务所制度创设之初不同，整个法制环境，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对法律服务的要求均不可同日而语。但司法部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并没有作任何相应适当的提高。如此，不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常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便只能是一句空话。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已经客观的摆在了眼前。
因此，笔者认为：适当的提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准入条件是非常必要，并完全可行的。